一部“慰安妇”专题纪录片在日本上映的前后(图)

　　一名日本记者拍摄的韩国“慰安妇”专题纪录片，从开机到得以公映用了20年，透过他和电影的经历我们能看到日本人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

　　土井敏邦，日本自由记者兼制作人，善于用镜头关注深刻社会问题。他曾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停留5年进行采访，制作的电视特辑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而由他拍摄的反映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影片《饭馆村放射线与回家》也获得多项专业奖项。

　　7月4日，由他拍摄的韩国“慰安妇”专题纪录片《与记忆共生》在日本正式公映。这部电影始拍于1994年，历时两年，记录了7名韩国“慰安妇”们的宝贵证言。时隔长达20年后，7名主人公已经全部去世，观众终于可以在日本涩谷的一家小型影院听到她们的证言。

　　影片为何选在今年上映，又想传达些什么。到底日本人如何看待“慰安妇”问题？对此，影片拍摄者土井敏邦向本报记者道出了他的答案。

　　“是时候让日本人听听老奶奶的证言了”

　　让土井决定将摄像头对准“慰安妇”的契机来自他的故交、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富永初子的嘱托。由于富永初子身体状况欠佳，土井便带上摄像机代替富永去接触日军“慰安妇”受害者。1994年夏，他第一次造访了位于韩国首尔的“慰安妇”共同居住的“分享之家”。

　　第一次亲耳听到“慰安妇”们的证言，土井受到很大冲击。在随后的两年间，土井在离“分享之家”不远的一个小房子里住下，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证言记录生活。

　　“影片拍摄当时，我完全没有预想到日军‘慰安妇’问题会在20年后发展成如此严重的国际问题。当时，在老人们不断离我们而去的情况下，我只是想着这些证言影像总有一天会成为历史资料，因此必须趁现在保存起来留存后世。”土井说，他当时并未急于将素材剪辑成片，令他下定决心将证言公之于世的原因，来自日本社会今年的变化。

　　2013年5月，日本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公开表示，“慰安妇”制度是当时保持军纪所必需，没有证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军方直接采取了绑架、胁迫“慰安妇”的行为。此言论一出，国际舆论哗然。

　　“桥下眼里看不到受害者们遭受的痛苦，”土井说，“是时候让日本人听听老奶奶们亲口讲述的证言了。”

　　影片上映遭遇困难重重

　　“影片拍摄后20年，剪辑一年，翻译一年，在战后70周年的今年，片子终于问世。”

　　《与记忆共生》影片长达3个半小时，由土井和志愿者从时长达100小时的素材中剪辑而成。由于缺乏经费，影片的翻译也是在韩国留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完成。从制作到完成，《与记忆共生》走过一段艰辛之路，但比制作更难的，是日本很少有影院愿意播放该纪录片。

　　自去年春天开始，土井和他的伙伴开始四处奔走争取纪录片在日本影院排片上映，但遭到一次次的拒绝。“虽然也可能与影片时间太长有关吧，但更多时候，对方没有看影片内容就直接拒绝了。可能觉得影片涉及日军‘慰安妇’这一敏感问题，有可能遭到部分势力的攻击吧。”在多次碰壁后，今年1月，终于有影院愿意上映这部影片。上映时间定于今年7月，上映地点位于涩谷的一家名为UPLINK的小型影院。

　　谈到制作的艰辛，土井说“：虽然20年前拍摄的东西存在技术经验不足、画质不清等问题，但影片中记录的老奶奶们的声音和姿态超越了一切技术上的不足，给观众带来巨大冲击，这是来自影片主人公的力量。”

　　“慰安妇”在日本形象模糊

　　土井将公开《与记忆共生》影片称作是他对日本目前抵触“加害历史”的社会潮流的一种抵抗：“对这类讲述日本负面历史的影片，会有不少来自否定势力的诽谤中伤和妨碍攻击，但如果我因为畏惧而犹豫后退，那我最终也推动了日本封印本国加害历史的进程，即使这种推动并非出于积极主动。对我来说，公开这部纪录片是守住一个日本记者职业尊严的战斗。”

　　“在日本讨论日军‘慰安妇’问题时，人们往往用‘群体’来指代受害者，谈‘原慰安妇们’如何如何，她们的‘音容笑貌’是不可见的。然而，在谈及日本的战争受害者时，比如广岛、长崎的核爆受害者，东京大空袭的受灾者，以及从满洲（即中国东北）、朝鲜回来的日本人，我们会知道他的名字、他的故事，甚至去追溯他的大半生。因而，我们可以将‘他’的经历投射到自己或是周围人身上，想象当时的心境和痛苦，借此铭记‘他’的存在。而被以‘群体’进行描述的亚洲受害者们没有清晰的个人形象，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经历的苦痛，也因此，他们无法进入我们的记忆深处。当‘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话题热度下降，我们也随之将其淡忘。”

　　土井说：“日本社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讨论持续多年，然而让我始终感到异样的是，虽然各种信息满天飞，但作为这一问题的当事人，每一个受害的‘慰安妇’的样子始终难以看到。日军‘慰安妇’问题是‘慰安妇受害者’的问题，如果我们看不清她的面孔，那她的所感、所想便不会抵达我们的内心。作为一名传递者和记者，我的职责就在于为读者观众想象当事人的痛苦提供‘素材’帮助。”

　　在其相关著作、个人博客以及影片上映后的访谈中，土井敏邦多次引用了2007年在美国召开的历史研讨会上一名美国人的话：“日本内部在反复讨论是否存在‘强征’问题，但从‘慰安妇’问题的本质来说，这些议论没有任何意义。世界上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兴趣。他们在听说‘慰安妇’的故事后想到的只有一点，就是‘假设自己的女儿成了慰安妇那会怎样’，想到这里，谁都会不寒而栗。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这部《与记忆共生》最终能否被一般日本人接受，上映能否取得成功，我对此完全没有信心。只是，即使观众不多，我也坚信在战后70年的现在，在日本国内上映这部纪录片有其意义。这同时也是我作为加害国日本的一个纪录片拍摄者，一个曾经遇见并记录‘慰安妇’老奶奶们的声音和生活的人应尽的义务。”土井说，而“她们应该也必须被记住”。

　　记者观察：一句道歉就这么难吗？

　　记者发自首尔：每逢周三，一群年迈的韩国“慰安妇”与支持者们都会准时出现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对面的街道上，抗议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立场。至今，这一著名的“周三抗议”已经坚持了22年，风雨无阻，几乎从未间断。在每一次抗议的人群中，总会出现新的面孔。大学生、上班族、社会活动家等都参与其中，为“慰安妇”问题努力抗争。

　　据韩国政府统计，日本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8万至16万朝鲜半岛女性沦为“慰安妇”。一直以来，韩国要求日本向“慰安妇”受害人道歉和赔偿，但日本坚称，按照1965年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韩日请求权协定》，这一问题已经解决。加之近来日本政府的“右翼”色彩加重，在“慰安妇”问题上屡屡发表倒退言论，加重了韩国政府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慰安妇”问题成为困扰韩日关系发展的症结之一。

　　随着韩国在世“慰安妇”老人陆续步入耄耋之年，为了加快推动“慰安妇”问题的解决，韩国政府和民间一直在持续不懈的作出努力。事实上，在本报记者常驻韩国3年多时间里，切身感受到了韩国上至政府下至民众对于“慰安妇”问题的关注热度。

　　在距离韩国首尔约50公里的京畿道广州市，有一座著名的“慰安妇”“分享之家”。这个“分享之家”成立于1998年，由韩国民间捐资建成。进入耄耋之年的“慰安妇”老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与此同时，这座“分享之家”里还建有一所韩国唯一的“慰安妇”历史馆，馆里展示着证明日军建立“慰安妇”制度的文件、图片等史料，还收录一些“慰安妇”回忆当年被强征事实的影像和音频资料。“分享之家”的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尽管这里远离首尔市区，但时常会有人来看望这些老人，有时还会收到社会各界的捐款。

　　7月5日，90岁的韩国“慰安妇”崔奶奶悄然离世。至此，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仅剩下48人在世。在7月8日的“周三抗议”活动上，韩国民众将崔奶奶的遗像摆在了抗议横幅前面，以此表达着对崔奶奶的哀思。在社交网络上，有韩国网民如是质问日本政府：“慰安妇”老奶奶已经时日不多了，一句道歉就这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