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认为,大部分日本士兵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党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人道主义感化和反法西斯教育,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顽固战俘被教育改造成坚强的革命战士,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无此先例。
在抗日战场上,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本是拿枪对准中国人民的“日本鬼子”,后来却与日本帝国主义兵戎相向;他们虽曾“效忠天皇”,却最终选择站在正义一方;他们曾信奉武士道精神,却转变为坚定的反战勇士。这群日本士兵被中国军民亲切地称为——“日本八路”。
(1941年,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津田秀委员长、宫本哲治等四人合影。)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卓有成效的战俘工作,将大量冥顽不化的日本士兵转变为正义之士。据统计,8年全面抗战,我军共俘虏日本士兵6200余人。其中主动投降的日本士兵在整个日军俘虏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1940年为7%,1942年为18%,1943年猛增至48%,1944年为85%。通过改造,有数百名日本士兵奔赴抗日前线,其中有36名在战场牺牲。
中共究竟用何种方法将这些强调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至死不降”的“日本鬼子”转化为拿起反战武器的“日本八路”?又是如何实现对极其顽固的日本战俘进行彻底改造,使其重获新生的奇迹?
太行山是我的第二诞生地”
山田一郎,原名前田光繁。
1939 年被俘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顽固不驯,甚至曾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跳湖逃跑,然而当他患伤寒从病床醒来,得知129师不惜用完所有药品医治他,时任129师师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的刘伯承多次来探望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终于摆脱了那个纠缠他一年半之久的反抗念头,从心底开始真正接受八路军,接受共产党。
双手捧着刘伯承师长特地送来的一桶沉甸甸的酱菜,山田一郎深切感受到了八路军满满的关切与诚意。在巍峨的太行山上,山田一郎获得“新生”,原为医生的他,重披白大褂治病救人。
1943年6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反战成为他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马列主义著作,逐渐将自己武装成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担任了野战医院副院长。
1946年回国后的山田一郎任日本代代木医院院长,日本共产党涩谷区议会议员。回忆那段岁月,他说道:“太行山是我的第二诞生地,那里有我痛苦的记忆,也有脱胎换骨后难以忘怀的与亲爱的同志们共同渡过的苦与乐的回忆。”
中国共产党认为,大部分日本士兵只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蒙蔽和欺骗而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劳苦民众,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因此始终秉持“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人道主义感化和反法西斯教育。
1937 年10月25日,朱德、彭德怀联名签署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规定:“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 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 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 应给路费。”
1939年2月,毛泽东等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则当场释放, 多加宣传优待。”
1940 年7月, 朱德和彭德怀联名发出《八路军司令部命令》, 其中,对如何处理日本战俘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日本士兵系劳苦人民之子弟,在日本军阀、财阀欺骗强迫之下而与我军接触。因此,一、日本士兵被俘后,不准伤害、侮辱,其所携物品一律不得没收或毁掉。并须以兄弟对待彼等。我军指战员如有违犯此项命令者处罚之。二、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 须特别注意给以治疗。三、愿回国或愿归队之日本士兵, 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四、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应使其进适当学校。五、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予以方便。”这些内容还被制成传单,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大会,宫本哲治支部长带领全体成员诵读宣言。)
在太行军区政治部1945年编制的《关于处理日本俘虏情形的通报》中曾详细列举出对日本俘虏应采取的态度与办法,其中尤其强调了与日本俘虏相处中的多处细节要求:“一、态度要亲切,感情要融洽和接近;二、刚来时不勉强让他们看宣传品或马列主义理论的书籍;三、绝对不要对他们说谎话,如告诉他们可以释放等;四、绝对禁止没收他们的东西(武器除外)和金钱,但为了避免他们的逃跑,应将其身上的本子、文件、金钱暂时收起来,连人一并送到军区来,并且告诉他们,来到反战同盟后可以还给他门。今后如有搜俘虏腰包、私自将东西(如手表、水笔之类)或金钱取走者,一律予以处罚。即使本人同意将东西或金钱送给时也不准收受;五、不要与他们谈距离他们政治觉悟太远的问题。如共产主义、天皇制度等……不要勉强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六、不要随便将他们的真名字发表于报纸上。”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