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杨应彬逝世 曾截下蒋介石围歼情报(组图)

　　左洪涛获悉杨应彬陷入险境后，告诉张发奎“外面有人给杨应彬去信，引起学校当局的怀疑”一事，同时告诉张发奎说杨应彬思想纯正，富有才华，在军校全总队考了第一名，为四战区争了光，希望张发奎能去函嘉奖。

　　张发奎的信到达军校后，对杨应彬的审问终于停了下来，“枪决杨应彬的命令”也随即取消了。

　　证婚人张发奎问杨应彬：

　　“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为了消除怀疑，左洪涛与杨应彬、郑黎亚商量后，决定举行一场讲点排场的结婚仪式，并请张发奎作证婚人，希望他届时能讲话祝贺。

　　邀请张发奎时，张发奎开口便说：“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

　　杨应彬夫妇没想到张发奎会问得这么直接，他们沉着地说：“我们跟你这么多年了，是什么人你最清楚，我们都不是。”张发奎笑着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

　　1945年12月3日，张发奎出席并在婚礼上作了讲话祝福，这打消了一些人对杨应彬和郑黎亚身份的怀疑，缓和了杨应彬的危险处境。

　　当时国民党奉行的是“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漏掉一人”方针，此时军校区队长王应锻接收到了上级下达的“秘密枪毙杨应彬”命令。好在区队长王应锻对杨应彬的印象不错，他实在不忍心对这样一位有才华的热血青年狠下毒手，就有意把上面下达的命令耽搁了几天，看看有没有转机。图为90年代，杨应彬与妻子的合照。

　　所有成员全身而退，为何能成功潜伏？

　　特别支部潜伏张发奎所部的10年间，张周围的许多要员都是进步人士，里面有不少还是秘密共产党员，如时任四战区中将军执行总监的吴仲禧就是由周恩来、董必武单线联络的地下党员，特支部能在长达10年的时间潜伏下来，离不开他们的暗中帮助。

　　另一方面特支部书记左洪涛等人身处张发奎所部的机要岗位，深得张发奎的信任，这为掩护隐蔽“特支部”队员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

　　而且，张发奎虽然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但同时又“联共”和“护共”，他本人也是打心眼里佩服共产党员的才干和为人，并不是很抵触共产党人士，这也是我们的潜伏工作顺利进展的一大因素。

　　1992年，杨应彬曾去拜访张发奎夫人刘景云时，期间问起了“当时大王（张的部下都称张发奎为大王）究竟知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张夫人答道：“从政治思想倾向上看，大王知道你们是那边的，但有没有组织，大王不予深究。”可见，到最后杨应彬夫妇撤离时，张发奎仍是对这个“特支部”组织没有了解太多。

　　截获蒋介石“一网打尽”绝密情报，两千人转危为安

　　1946年1月，军调部派出以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州进行军调工作，解决东江纵队北撤问题。司令部的气氛又骤然紧张起来。

　　杨应彬也不敢懈怠，他密切留意司令部的各种动态，空闲时就偷偷记下广州行营的具体布置情况，以防出什么意外时能提供一些帮助。

　　一天，杨应彬在参谋处无意间看到谍报队的一位姓甄的参谋在与其他人细声说着什么，杨应彬侧耳细听，果然听到国民党谍报队的人已化装成第八小组驻地的工作员，监视方方等人的一举一动。杨应彬马上告诉左洪涛这条消息，希望老左能尽快想办法通知方方。左洪涛以照顾第八小组人员的生活为由，得到张发奎同意，以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的身份见到了方方，左洪涛事先准备了一张写着“服务人员均是特务，提高警惕！”的纸条，在与方方握手时送了出去，方方会意接下了这个情报。

　　按照国共双方的协定，东江纵队将在深圳大鹏湾附近聚集，随后北撤到山东烟台。一切似乎都谈妥完毕，刚想松一口气的杨应彬，很快又紧张起来。

　　杨应彬当时在参谋处作战科负责分管兵力、驻地等工作，谈判刚刚结束，他突然接收了一份关于兵力调遣、驻地变动的军事调动命令，杨应彬认真一看，发现上面有蒋介石下达给张发奎的反革命密令：要求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际，“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杨应彬大为震惊，深感事态严重，立即将蒋介石的密令及国民党的广州行营军布局情况告诉左洪涛、何家槐，商议如何将信息尽快传递出去。

　　但此时第八小组方方等人已离开广州，特支部成员无法直接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系。紧急时刻，左洪涛猛然想到当时香港中共领导的《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在广州，急忙找到他，委托萨空了火速赶回香港，把特急情报和国民党广州行营布置情况转告林平。林平随之告知方方、曾生并电告周恩来、叶剑英。

　　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后，一方面动员香港的进步报刊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东江纵队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应对战斗的准备。

　　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我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我2500多名抗战骨干和家属安全北撤。第二天上午上班前，左洪涛兴高采烈地跑来对杨应彬说：“送到了，送到了。”杨应彬会意一笑，心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东江纵队顺利北撤之后，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军统特务开始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进行疯狂搜捕，特别支部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此时周恩来指示特支成员见机相继撤退广州行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开展工作。特支成员随后相继撤离。

　　1946年秋，左洪涛也离开了张发奎的司令部，整个特别支部就只剩下杨应彬和郑黎亚两人。

　　1947年夏，杨应彬突然向时任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请示：“我十几年没有回老家了，想回去一趟看看。”张发奎并无多作怀疑，批准了杨应彬、郑黎亚夫妇“请假”要求。得到允许的杨应彬和郑亚黎马上启程离开广州。至此，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部的最后两位成员成功撤离张发奎部，结束潜伏张部十年的秘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