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的巧合:国共双方同时谋划同时下令(图)

大批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淮海战役中，敌我双方在大战的部署上竟然有着很多“巧合”。战后几十年，随着很多档案解密，研究者们发现，这些巧合纯属双方的“独立行为”，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存在。

　　双方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始谋划这场大战

　　1948年9月24日，华野代司令代政委粟裕首次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同一天，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以蒋介石的名义向徐州“剿总” 和华中“剿总”下达了《对当前作战之指导指示》。根据这一指示，部署了以徐州为中心的防御态势。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上摆出“十”字阵，即“一点两线”的防御部署。后来又制定了一个“守江必守淮”的计划，将主要兵力集中于蚌埠附近守备淮河。

　　在战役谋划、执行的过程中，中共方面始终能按照“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精神，不断充实、修订、完善作战计划。而国民党军却多次改变作战方针，蒋介石举棋不定，对徐州战事，时而要坚工固守，时而又要放弃；对兵力部署，一会要求深沟高垒坚守铁路沿线重要点站，一会又要向南转进，守备淮河。因此，当时国民党内有人发牢骚说：“举棋不定，亡国之征。”

　　双方同时确定最高指挥权

　　1948年10月31日，粟裕电报中央军委：“此战规模巨大，请由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当即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淮海战役最高指挥得到了确定。而国民党方面，在10月30日召开的国民党国防部讨论中原作战问题的会议上确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个“剿总”部队作战。而在10月31日白崇禧却突然变了卦，不愿担此重任，蒋介石无奈，只好临时改由刘峙担任徐州方面的指挥。

　　双方同时下达作战命令

　　11月4日，一切准备就绪后，华东野战军下达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同一天，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和作战厅长郭汝瑰来到徐州召开军事将领会议，部署徐州外围各部向徐州集结，然后沿津浦铁路南下转进淮河的作战命令。

　　11月5日，解放军各部进入了攻击出发位置。同一天，国民党徐州“剿总”军事会议完毕，各兵团司令、军长分别回到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

　　11月6日，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四面八方挺进淮海战场。而国民党军各部也在同一天开始行动，命令士兵每人仅带七日食粮，部队离开原驻防地，向徐州方向转进。

　　从大战前几天双方的行动变化就可以看出，大战未开，国民党军已犯了临阵换将、放弃坚固城池、撤退仓促等兵家大忌，胜负的天平已明显向解放军方面倾斜。

　　三个歼灭战模式大致相同

　　淮海战役历时66天，围绕着碾庄、双堆集和陈官庄三个地区展开歼灭战。这三个歼灭战，跨地三省、纵横数百里，面对的国民党指挥将领也不同，但其作战的具体模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第一阶段中，国民党黄百韬兵第七兵团原驻在新安镇地区，这里是黄百韬兵团经营多年的军事要地，位于陇海铁路沿线，城市工事坚固，防御阵地战壕交错，攻守兼备，联络便捷，驻扎的几个军之间呈多角配置，便于相互支援，储备了大量的各类武器弹药。然而，该兵团却在大战开始时离开经营已久的驻扎地，孤军转进向徐州方向靠拢，又没有事先在运河上架设浮桥。除了军队还有大量地方官员、家属、医院、学校等随军转进，千军万马从唯一的一条铁路桥上通过，严重影响了行军速度。而直扑新安镇的华野大军发现黄百韬军队离开遂开始全线追击。黄兵团到达碾庄地区后，本应马不停蹄继续向徐州靠拢，但却犹豫不定在碾庄滞留一天，失掉了宝贵的西撤时间，在行进中被追击的华野部队包围起来，被迫固守待援，战斗进行十余天，解放军以优势兵力不断地压缩包围圈，逐渐消耗其兵力，致使黄百韬部队不得已分头突围，最后被歼。

　　第二阶段，黄维第十二兵团是一个全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从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长途跋涉千里驰援淮海战场，一路上被尾随而来的中野部队不断地袭扰，好不容易过了涡河后，本应与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联手后再增援黄百韬兵团，可是在蒋介石严令下，又不得不强攻浍河向宿县进攻。结果在不觉中钻进中野预设的囊形阵地，紧接着又在行进中被包围起来，陷入了孤兵求援的境地，在“固守待援”的过程，兵力逐日削减，包围圈逐步缩小，最后也是只能各自突围，在这支部队里，有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第十八军，然而这只装备精良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施展能力，便被包围歼灭了。

　　第三阶段更是如此，杜聿明集团的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和李弥兵团及徐州“剿总”直属部队，本来可凭借徐州城高墙厚，工事完备及经营多年的攻防设施、特别是外围的有利地形与解放军对峙周旋。可是，他们却不顾解放军已经重兵压境而离开徐州，向永城方向撤退。这是一支庞大的军民混杂的逃亡大军，人员拥挤，行动迟缓，四天只走了几十公里。但如果认定方向毫不迟疑，坚决一心互相掩护向前滚进撤退，或许不至于全军覆没，可蒋介石却命令他们临时改变方向去解救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指挥人员又不敢违背上司命令，就这样又在行进中被追击而来的解放军华野部队包围起来。同样经过了围困、压缩的过程，各兵团被解放军各个击破，最后在突围中被全部歼灭。

　　纵观三个歼灭战，总体模式大致相同。即国民党军都是在行进中被包围，都是经历了一个“固守待援”而“无援”或“不能援”的过程；都是在解放军逐步压缩包围圈的过程中兵力被逐步消耗，最后被迫突围而被全部歼灭。这三个阶段的战场都是平原作战，都是以运动战开始，以阵地战结束。解放军循着“追击—包围—压缩— 总攻—全歼”的模式。国民党军则循着“行进—被围—固守—突围—被歼”的模式。三个战场，无一例外。

　　这样空前的、大规模的战役，作战模式竟如此相似，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