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和西安事变有关的秘密文件在纽约拍卖，总成交价逾270万美元。这批文件是邦瀚斯拍卖公司当日中午拍卖的，拍品包括以前未对外公开的重要资料，比较珍罕，其中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拍品最受外界关注。
其中有两件是毛泽东署名的信函和文件。一件有毛泽东署名的致张学良秘密信函以45.8万美元拍出。拍卖行介绍，该信由毛泽东与彭德怀以红军领导人身份共同署名，"可能是（中共与张学良）双方首次互通往来的文件"。信中"赞扬了张学良对抗日救国的始终不懈，继而提议双方合作，执干戈以卫社稷"。
另一件有毛泽东署名的"抗日救国协议"以50.6万美元拍出。拍卖行介绍，文件开头"明列协议之目标，即对日本武装抗战、保卫中国、收复失地；实现抗日联合阵线、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等。
此次拍卖会上成交价最高的一件拍品是张学良1937年1月所写的"告别信"，以85万美元成交。该信共8页，张学良在信中表示"宁可自尽也不愿受辱"，并叮嘱家人"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信尾向宋子文等人交代了张家财产的分配。
拍卖会中的拍品还包括李宗仁送给张学良的电报号码簿、张群致蒋介石信函等。海兰?里昂曾为张学良驾驶飞机，与张家关系密切，因此这批密件在其手中也并不难理解。此次拍卖的还有一批海兰?里昂与中国相关的其他藏品，以48万美元成交。
此前有媒体称，已有多家中国的博物馆与邦瀚斯拍卖公司接触，试图回购。但拍卖仍如期进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各方是如何主张处理西安事变的？
著名历史学者杨奎松教授在《西安事变新探》一书有着具体的叙述：
张学良向中共通报西安事变
张学良和刘鼎12日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方面究竟何时收到，如今还颇难具体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中央直到这一天晚上，仍旧在问张学良：“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这也就是说，因张学良扣蒋，整个西安城里的军民已经像开了锅似的喧腾了一个白天之后，中共中央似乎还未能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这回事？
问题仅仅在于这一切太让人吃惊了，因此正在保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竟很长时间难以相信，事情真的会如此顺利。他们一边迅速就此做出反应，一边却不能不再三想办法核实这一消息的准确性。而根据前此约定的联络方式，中共中央此前规定守听西安电台的时间一日仅三次，西安方面守听时间主要又只是在晨5时与晚9时。
所以，直到当晚9时，中共中央才有机会再次与张学良通报，提出他们的疑问。他们同时提议：（一）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箝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务。（二）必须将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紧急时应做断然处置。（三）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
毛泽东主张除掉蒋介石
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领导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对于此一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毛泽东首先作报告，肯定“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就是在它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说“这一事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同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事变）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了出来，因此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评价说：其实，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他提议，目前“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为此，第一，应在人民面前揭破蒋介石的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应公开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第三，应稳定黄埔系、CC派，积极争取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抗日派。对于是否要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问题，他主张可再考虑，但应设法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不仅在政治上与我们一致，而且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我们一致，应下大力去做这一工作。
对于要不要以西北为中心，甚至在西安成立政府的问题，在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主张：“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可以考虑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和成立抗日援绥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更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的组织，还是应当“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但必须“改组南京政府”。
张国焘则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提出：“我们说到要以西安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在反蒋问题上对南京方面就应考虑一下，张学良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我们的态度亦须表示。再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问题”。他指出：“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讨论的结果，会议没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显然，正如博古所说，国际指示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中共中央现在不能变更这一策略。故对西安事变，只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不好看成是反蒋的旗帜。但西安事变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蒋的意义呢？与会者对此认识不一。
很明显，张学良文寅电第一句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他是为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虑对蒋采取行动的。这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反对蒋介石个人的意味。而不论中共此前政策如何，既然蒋介石已经成为“阶下囚”，难道他还能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与军队的统帅不成？既然蒋介石是停止剿共内战和改组统一战线政府的关键障碍，难道除了除掉蒋介石以外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而如果除掉蒋介石，那么取消了蒋介石的南京正统和南京中心是否还能存在呢？
对此，毛泽东总结说：这一事变的处理，最后恐怕只能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结果在政府问题上也是“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话都不好说得太绝对了。无论如何，在坚持争取南京及各派赞助西安事变的前提下，“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一方针是确定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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