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位于南沙美济礁上的中国哨所。业内人士透露中国正筹建养鱼工船,集养鱼、加工、仓储、海上服务于一体,可对渔船进行补给、收鱼等作业,犹如远海生产基地。
海,从我们的祖先造字开始就是从“水”从“晦”,意即那是个倒霉之地、黑暗的深渊。
历史上,中西方对于海洋的认识有着天壤之别,由此决定了后世不同的发展路径与命运。
1405年,郑和下西洋,中国船队之大、航程之远、技术之先进,堪称当时第一海洋大国。但这一史无前例的探海活动,不是为了财富和国土,而是为了炫耀国威。
西方恰恰走了相反的路线:哥伦布发现巴哈马群岛的日子,被西班牙国王确定为国庆日;亨利王子痴迷于探海与殖民扩张,给葡萄牙带来了黄金、丝绸、香料和无尽的土地财富;荷兰仅凭一个东印度公司,就享有了海洋霸权的地位和权益;俄罗斯彼得大帝为靠近海洋,决定迁都圣彼得堡。
再看近邻日本,岩仓使团出访欧洲,为日本带回了“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的外扩战略。20多年后,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对于海洋的认识最终左右了战局走向。
中国战败,不仅耗尽了洋务运动积攒的家底,也让“同光中兴”催生的科技发展高潮如昙花一现,进而错失近代史上扭转国运的一次良机。
甲午海殇反思,当从我们的海洋观开始。
回望甲午:战败终因海权意识差
今天,对于当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为何全军覆没的反思之声不绝于耳。我们的兵力七倍于对手,各种船舶从吨位到能力再到现代化水平都不差,为什么会输?
在山东省科技厅副厅长、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乃胜看来,目前大多数的反思都没有触及根本。“从兵力到装备都不差,但为什么中国还是会输,关键在于海洋观不同。”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我们的祖先从造出“海”这个字开始,就缺乏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农耕文明下的刀耕火种,浸淫了对黄土地的亲近与熟悉,对海洋则充满畏惧与生疏。
1871年,日本派出岩仓使团出访欧洲12国,了解到西方强国的发展道路就在于两个字——海洋。两年后,当这位为海痴狂的政治家回国,日本随即正式开始实施其海洋战略。1890年,明治维新政权的功臣之一山县有朋正式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政治策略,主张以军刀作后盾,实现经济利益的对外扩张。
主权线就是本土主权不容侵犯、不得转移;利益线就是经济发展到哪里,海军就保护到哪里,这就是“地球仪”式的海洋观。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当时的日本已经形成“地球仪”式的海洋观,海军军队能为日本从全世界获取资源提供保证,而这正是当时的中国所欠缺的。
“北洋海军之所以战败,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船炮不行,而是对海洋的认识不到位。”马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当时中国的海洋观还是以近海防御为主,只有“主权线”,并未建立真正的“利益线”,这样的海洋观显然无法建构真正强大的海军。
走出历史:控制海洋就能掌握一切
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泰密斯托克利就曾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然而,我国对于海洋的观念一直相当淡薄,建设海洋强国的概念也是时至今日才被明确提出。
李乃胜从科技角度进行梳理,把中华民族对于海洋的认识分为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从远古人类诞生时的靠海吃海,到有文明记载的渔盐之利,再到从秦汉开始延续至今的舟楫之便。这三个阶段特别是“舟楫之便”,商贸运输逐渐成为海洋活动的主要内容,商贸文明最终演变成海洋文明的主流。
第四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耕海种湖,即海水养殖。在中国水产品的发展历程中,海水超过淡水,养殖超过捕捞。把海洋当成陆地放牧养殖,这是中国人创造给全世界的,因此可算作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则是第五个阶段,李乃胜称之为“探洋登极”阶段。如果说以前我们的一切活动只局限在近海范围,那么在这个阶段,中国人已经实现了“考察四大洋,登上南北极”的目标。
“正因如此,从这个阶段看我们原来的海洋观,越看越觉得差距之大。”李乃胜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