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 揭秘中美合作所美国军人在中国的生活

　　文章摘自 《中美合作所》 作者：孙丹年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美合作所的内部管理，根据《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中的有关规定，中美 双方工作人员的薪金待遇，均自行负责支付（由此出现双方人员生活福利待遇上的巨大差距，以及随之发生的一些矛盾）。所有来华之美方人员，有关食宿交通运输 等生活方面，由军统负责协助解决。如果费用由军统先行垫付的，美方须按期归还。有关中美合作所办公、宿舍及其他公用房屋之修建工程，均由军统负责，经费双 方共同负担。

　　当时中国与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天壤之别。中国社会自晚清以来一直动荡不安，历经战火兵燹。日寇入侵后，沿海富裕地区尽为日寇所占，重庆城区及附近各县的县城，经过数年日本飞机大轰炸，一片废墟瓦砾。人民在贫困、饥饿、疾病和空袭中饱受煎熬。

　　而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不仅处于经济繁荣的和平环境，而且已经高度电气化，年轻人都习惯了“按钮的时代”。美国人已经富足到平均每一个家庭拥有两辆汽车，晚餐都习惯于吃牛排，三餐之间有冰激凌。

　　而中美合作所里的美国小伙子们，他们在应征入伍之前对中国一无所知，也不会说最基本的汉语。来到偏远的中国西南，他们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东西南北数十种不同方言的困扰中开展工作。

　　笔 者见到两张有关美国军人在歌乐山下的生活漫画，落款时间都为1943年。其一是美方人员宿舍内景，屋内陈设简单而实用——画面正中是两张单人床，一张床上 绑有挂蚊帐的竹竿（没有蚊帐）。这张床下摆放着一双高帮皮鞋、一双普通皮鞋、一双拖鞋。靠墙的八屉书桌上有一些瓶瓶罐罐、钟表、镶在镜框里的照片、纸笔及 其他用具。门敞开着，从门和玻璃窗看出去是田畴草木。窗下有一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只皮箱和一只同样鼓鼓囊囊的大布袋。另一张表现的是重庆炎热潮湿的气 候——室外烈日下，一溜儿排开5张藤椅，5个人高马大的美国军人靠在藤椅上“蒸桑拿”，十条腿伸直了搁在与藤椅等高的石栏杆上，他们穿着短衫短裤，汗珠滚 滚（虽然狗没有汗腺，并不流汗的，笔者注）。他们背后有一条懒洋洋趴在地上的小狗，也汗珠滚滚。远处的山坡上，许多中国农民戴着草帽，正在往山顶搬运重 物。

　　按照梅乐斯的说法，在歌乐山下中美合作所总部工作的美国人，一般没有机会到重庆市内去 逛，有不少人只在到来和离去时，才观览到重庆城区风光。据《神龙·飞虎·间谍战》一书中的描述，从富裕舒适的生活中突然来到异国贫瘠地区的美国年轻人，面 临吃穿住行生病负伤，设备与物资的极度缺乏的困难，还有骤然间与世隔绝所造成的精神困扰，全都考验着他们忍耐的极限。多年来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这时虽 然基本停止，但是造成了一切都匮乏，一切都在延误之中。吃饭不能用刀叉和没有香烟咖啡只是最初的烦恼。治疗伤病员要动手术的，手术器械消毒只能用金属弹药 箱来烧火熬煮，用酒精浸泡橡皮管子为伤口抽脓。车辆破烂还没有汽油，道路因各种原因随时被阻断。最难忍受的是生活枯燥，一封家信往往要走四五个月，他们的 思乡之情难以抑制。

　　中美合作所官兵在食堂排队打饭（引自《铁血精忠传》，乔家才著）

　　美国人觉得，中国人的行政效率是极大的问题，梅乐斯曾经对戴笠抱怨：“一份文件从你的办公室送到我的办公室，就像是横渡大西洋。”

　　而梅乐斯的效率则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有一次，戴笠在贵州息烽的训练班，晚饭后他在院子里乘凉，临时想起给梅乐斯打了个长途电话，随口说：“需要你来息烽谈谈。”当时梅乐斯在昆明，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乘坐军用吉普也至少需要好几天。没想到，第二天清晨戴笠正要吃早饭，梅乐斯出现在他面前，戴笠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惊诧莫名，急忙迎上前询问。梅乐斯笑着回答：“你希望我来和你谈谈，所以我赶来了。”戴笠拉着梅乐斯的手说：“你真是海军陆战队啊，像你这样行动迅速，还有什么敌人不被打垮！”

　　历史原因造成两个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心理隔阂。中国人言行拘谨，对“高鼻子洋人”普遍存在着心理障碍，而美国青年思想开放，无拘无束，性格天真直率，他们对中国西南农村的慢节奏生活极度不耐烦。当中国普通民众与美国青年直接接触时，免不了出现误解，发生碰撞。例如，他们筹备开办第一个训练班时，万事俱备，却没有学生前来报到。另一次训练班开学，突然拥来了多出一倍的学员，让他们手忙脚乱。

　　另一种困惑来自不同的教育环境。美国孩子从婴儿时代起就接触各种工具、汽车引擎、电器、磁铁、无线电等，但是中国青年进入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要从如何使用螺丝刀开始学习。而且中国人习惯于记住书本知识，对经典文本倒背如流，美国人却习惯于实证，美国教官要求学员们首先举出事实再得出结论，这使得双方都很不理解。再加上语言障碍，沟通困难，教学进度大受影响。

　　在福建沿海，担任海岸监视任务的美国人，个头比中国人高出一大截，皮肤和头发的颜色也成为目标，很容易被日本侦察飞机发现。为了掩护自己，他们穿中国衣服，学中国人用扁担挑东西，学中国人坐立和吃饭的姿态，甚至吞服一些“虐涤平”药片让皮肤变黄。

　　梅乐斯说，1942年他刚刚到达重庆歌乐山下的“快活谷”时，那个地方“又热，又脏，很不舒服，简直使人提不起劲来”，一点儿也不觉得快活。重庆的气候闷热潮湿，开始时却没有洗澡的条件。水是用竹筒从山上引下来的，水也并不多，竹筒的连接处漏水，就用一只只木桶接住储存起来。当条件大为改善之后，梅乐斯对总务的供水要求是：每人每天能洗两次澡。

　　他们白手起家，按照中国的低水准建立生活基地，整天忙于解决食宿问题，通货膨胀也带来不少麻烦，还有日本飞机空袭的麻烦。据梅乐斯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在陡坡上，美国人让中国石工建造了一条宽大整洁的石梯道，大家都颇为满意。随即戴笠来了，看了暴跳如雷，把那些石工大骂一通，让他们返工，宽度必须缩减一半，以免引起日本飞机的注意。

　　到了冬天，“室内除了比较通风以外，简直就像一个电冰箱”。训练班的许多教室没有门，有些即使有门也不能关上，因为没有窗子，门是唯一的光线来源。

　　1944年冬天，贵州独山被日军攻陷之前，梅乐斯和随从人员乘坐汽车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去湖南。风雪交加中，他们在贵州湖南交界的大山中过夜，找到一间尚未倾颓的空屋。屋顶破烂，四壁透风，仅有的两扇门全是裂缝，窗户上的破纸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雪下得很大，屋内寒冷潮湿，他们铺开睡袋，整夜冻得难以入眠。早上互相看到，彼此都被白雪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