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蒋介石不支持越南独立 法愿给华人特权(图)

　　越督德古及法国驻越陆军总司令爱梅还曾多次向中国外交部及第四战区长官部提出相当具体且于中国有利之建议。        

　　核心提示：为了使法国在战后对越南问题仍有发言权，越督德古及法国驻越陆军总司令爱梅还曾多次向中国外交部及第四战区长官部提出相当具体且于中国有利之建议，如：承认中国在越南有种种之特权，华侨在越南有特殊之地位；法国愿以其人力技术复修滇越、桂越两铁路，供中国自由使用，中国人民货物得以自由出入，由中国在海防设立海关，自行征税，等等。

　　本文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作者：罗敏，原题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

　　本文所据资料，多得于笔者在台湾的搜集，并在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及台湾政治大学刘宜静小姐的帮助下，得以复印并托运。在感谢台湾友人的同时，须说明的是，由于时间匆忙，资料复制后未及核对原件，因此文中征引档案资料有些类号不全，有些甚至全无，敬请读者原谅。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援越政策由秘密收容逐渐过渡到公开扶植，由局部的、应急性的援助过渡到全面的、有组织的援助。但因受对法关系、中国援越机构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援越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这表明，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虽然深表同情，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援越的最终依归。

　　以往有关抗战时期中越关系的研究，大多以胡志明为主线，着重论述胡在中国的活动及与中国方面的关系。（注：研究成果主要有：蒋永敬著《胡志明在中国——一个越南民族主义的伪装者》，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陈庆著《越南与中国：1938至1954》，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本文试图从中国国民党的角度出发，以中法关系为背景，剖析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军政当局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援助，及其与越南独立运动中各党派的关系。

　　一、秘密援助：抗战爆发至法国战败前

　　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同盟会时期。正在日本筹组“同盟会”的孙中山两度与越南革命先驱潘佩珠（注：潘佩珠（1767—1941），原名潘文珊，号巢南子。）会晤，交换了政治意见并探讨中越两国革命的关系（注：孙、潘会晤的详情，见《潘佩珠年表》摘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第224—225页。），揭开中越两国革命党人友好合作的历史篇章。其后，越南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党人的独立运动一直受到中国国民党的影响。

　　但是，由于越南是法属殖民地，中国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关系又深受中法关系的影响。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应付中日间不断升级的矛盾，南京国民政府努力改善国际环境，以争取欧美大国在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对法关系亦越来越受到重视。1932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资深外交官顾维钧为驻法公使。抗战爆发后，中法交涉主要围绕“假道越南运输”和“中法军事合作”等问题展开。在交涉过程中，由于中方有求于法方者多，因此对法态度比较积极主动。（注：抗战初期的中法交涉过程，详见：陈三井：《抗战初期中法交涉初探》，《近代中法关系史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蒋永敬：《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辑，台湾中华民国史料中心1971年12月印行；吴圳义：《从假道越南运输问题看抗日时期的中法关系》，台湾《近代中国》第40期。）法国对中国抗战则持同情态度，在不影响其对日政策的范围内，尽量向中国提供援助，并进行了有限的合作。（注：刘卫东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自1937年10月至1940年6月法国战败，虽因种种因素的影响，法国在过境运输的问题上出现犹豫和反复，但印支通道基本上保持开放。印支通道不仅具有输入军需物资的功能，还输出了大量国民政府用以抵偿外债的桐油、锡、钨、锑等重要物资。见刘卫东：《印支通道的战时功能述论》，《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直至法国战败前，受中法关系制约，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没有给予公开援助。

　　1930年安沛起义失败后，越南国民党渐趋分裂，分化成大越国民党、越南民政党、大越维民党、大越国社党等。（注：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卢汉方）代电，1945年12月，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案（下略），特011／17—13。）该党正统派武鸿卿、严继组等，仍采留国民党名义，在北圻、北宁省秘密召集大会，改组国民党。会议决定重新秘密整顿内部，改变策略，吸收党员采取重质不重量的审慎态度，决议派干员前往粤、桂、滇各省成立海外支部，并另派高级干员赴南京，请求设立越南国民党中央干部委员会海外办事处。

　　越督德古及法国驻越陆军总司令爱梅还曾多次向中国外交部及第四战区长官部提出相当具体且于中国有利之建议。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对越南民族独立运动表示同情，允许其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每月资助活动经费200元。（注：严继组报告“越南革命各党派略史”，1942年8月16日，特011／17。）此后，越南国民党海外办事处在云南境内河昆铁路越侨居住地开展活动，并在昆明、宜良、开远、蒙自、芷村等地建立支部。（注：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以下简称：《资料选编》）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93页。）

　　1936年，一些流亡在华的越南爱国者为了“争取合法地位”（注：《资料选编》下册，第928页。），由资深革命家、当时在蒋介石的参谋本部担任中校参谋的胡学览（注：胡学览，越南清华人，越南光复会和独立党的重要成员，早年毕业于中国保定军官学校，后来在中国军方任职。）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请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注：1941年5月，越南共产党在北坡村（高平）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印度支那反帝战线改名为越南独立同盟阵线，简称“越盟”或“越盟阵线”，由越共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军人、文化、妇女、儿童、青年、父老、佛教、天主教、商人等16个“救国会”组成。此后，“越盟”便专指“越南独立同盟阵线”。“越盟阵线”的成立标志着越南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参加者有胡学览、阮海臣、黎国柱等流亡在中国的越南国民党、新越革命党、越南独立党的中坚分子20余人。（注：杨怀南：《越南革命风潮的一个重大事件》，《扫荡报》，1941年5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只派一街区党部负责人参加成立大会。越南独立同盟会成立后并未开展任何活动，只是出现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办公厅登记册中的一个名词而已（注：《资料选编》下册，第929—930页。）。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