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哪位高级军官曾计划驾直升机刺杀毛泽东?

　　本文摘自：《时代文学》2004年第4期，作者：舒云，原题为：《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本文系节选

　　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丰台车站成了专列一路停靠最长的车站。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 （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

　　十五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侵，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

　　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二十二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日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帮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