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毛主席，谈中国革命，谈中美关系
李敦白：中国梦是“咱们的梦”
李敦白的名字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上了年纪的人眼里，这位美国人可是大名鼎鼎。他曾在中国生活、工作35年，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交往甚密，被称为“跻身中共高层核心圈的美国大兵”。
前不久，92岁高龄的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出席一次论坛，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对半个多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他依然记得每一个细节。更为可贵的是，李敦白并不是一个生活在回忆中的人，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有着独到的看法。
揣着路条，能吃面条
1945年9月，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尽，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的中文专员。这份工作使他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渐渐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李敦白本该复员回国。可此时他由于与中共地下党员频繁接触，“完全被中国迷住了”。他决定留下来，并想方设法到美军的上海陆军总部工作，还与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后来，在宋庆龄的介绍下，他转到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随后又前往张家口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6年9月，他启程去了延安。
“我是在傅作义部队袭击张家口前几天动身的。”李敦白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临走前，他去向晋察冀解放区司令员聂荣臻告别，聂荣臻给他写了张条子，大意说，这是李敦白同志，我们的美国朋友，希望沿途军民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聂荣臻签了字，还盖上了大红戳。我靠这个条子得到很多帮助。每到一个村子，当地的干部看到条子，就很热情的给我煮面条吃，找地方住。”
一路上，李敦白偶尔骑马，但大部分的路途都步行完成。他从张家口出发，途径4个省，突破封锁线，渡过黄河，走了45天，在10月到了延安。“虽然长途跋涉，但我很兴奋，一点不觉得苦。”
李敦白到达延安时，刚好赶上一个星期六。他在拜会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后，碰到了当时的中央青年团书记冯文彬。冯文彬告诉他，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可以带他去。就在那天的舞会上，李敦白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时，舞会上还有朱德、刘少奇和江青。
“我们推门进来时，毛主席正在跳舞。他看到我，就停了下来。”李敦白回忆说。在简单地介绍后，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一个美国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和他找了靠墙的椅子坐下，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同意，我安排个时间，你到我那待一两天，和我谈谈美国。”李敦白说自己也不是什么专家，不知道主席想不想听，毛泽东爽快地说：“你就跟我谈美国，一切我都愿意听。”
后来，李敦白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俩人谈起话来。李敦白注意到，毛泽东是个非常虚心，而且有礼貌的人。“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聚精会神。后来年长一些的朱总司令来了，他起身非常客气地打着招呼——总司令来了，请坐。”
在延安，李敦白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他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巨变留下记录，就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同时，经李先念、王震介绍，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直接批准，他加入了中共，成为了当时中共唯一的外籍党员。
解放前，李敦白经常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他眼中，是个能虚心听取意见的人。有一次，毛泽东和李敦白对美国工人阶级革命产生了不同看法。“毛泽东和斯大林当时有相同的分析，认为二战之后，美国会再次发生经济危机，美国工人会趁此起来闹革命。”李敦白说，“我跟他说我有不同看法。经济危机对于美国工人阶级不是好事，而是灾难。在危机中，工人阶级的组织会瓦解，因为他们没有坚强的领导。我们两人意见不同，但那也没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太差了”
遗憾的是，留在中国的李敦白没能躲开时代的旋涡，曾两次被投入监狱，先后被监禁16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李敦白却被关进了监狱，而且一关就是6年多。当时，苏联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是“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下了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受她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逮捕了斯特朗，并通知中共把李敦白抓起来。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会受到怀疑呢？”这是李敦白当时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尤其是作为一个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我肯定太差了。要不然，别人为什么会怀疑我。”他当时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提高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思想科学化、革命化和纯洁化的人。“我对自己说，接受审查是我的任务。别人有上战场的任务，有工作的任务，我有接受审查的任务。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这样看自己。我利用在监狱的机会努力学习，提高认识。我相信，如果我能从监狱出来，有更高的认识，那就更好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量的错案也得到了平反，“斯特朗国际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李敦白结束了监狱生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郑重向他道了歉。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包括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对李敦白说：“你被牵扯到她（斯特朗）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个好同志。”出狱后，李敦白选择了到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工作，主要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敦白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投入了中国的政治纷争。最终，于1968年再次入狱。第二次入狱时，李敦白唯一获准带进监狱的只有一本《毛泽东语录》。“我下了决心，越是关在监狱，信仰就要越强。我经常默念夏明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的注意力都在这一点上，如果我太关注个人，可能活不到从监狱出来的那天。”
毛泽东思想是笔巨大财富
在狱中，李敦白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主席做了别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国，建设了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进行了宏大的社会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知识分子也变得更有地位。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人的腰杆直了起来。”在李敦白看来，毛泽东的有些政策操之过急，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思想不仅不能否定，反而应该更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来说是笔巨大的财富。而且，这笔财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说到这里，李敦白反问记者，解放战争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我在昆明的时候，和国民党第五军住得很近。他们的军人吃得白白壮壮的，而且训练很系统，按道理说，这样的部队会打仗。”李敦白说。随后，他比较起了解放军。1946年11月，他看到王震率三五九旅从陕南回延安时，很多战士就像小孩子，因为农民分到土地，就让儿子参军了。一个班10个人左右，大概就4个人有布鞋，其余的都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一个班里，也只有四五个人拿着步枪，其他人都是红缨枪和大棍子。和国民党部队相比，共产党军队能打胜仗，关键在于思想路线对头，“共产党有一套科学思想，集中起来说，就是实事求是。”
李敦白跟记者举了一个例子：1947年前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40条指示，他受命把这些翻译成英文。其中，第四十条指示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李敦白看不懂毛泽东的毛笔草书，就请人来解释。对方告诉他，这一条说，如果县区村里的同志想破坏这40条指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工作中，一字不改地照搬执行，这肯定要失败。毛泽东的言外之意是，在执行指示时，一定要研究当地的情况，具体执行。
1977年11月，李敦白被释放出狱。他没有再回到广播事业局，而是先后在新华社、社科院担任顾问。1980年3月，李敦白偕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在美国，李敦白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了6年的毛泽东哲学。最近几年，他又在华盛顿州的太平洋路德大学教书。“学生读《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的节选，他们的兴趣大极了。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应该学，中国人如果自己不学，就太没道理了。”李敦白对记者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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