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中的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2013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西直门外大街上的海帆酒吧，三十余位花甲老人被琳琅满目的洋酒酒瓶、水晶吊灯和船形霓虹Logo环绕着，却把一首《盼红军》唱得嘹亮。
他们来自“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与将军的子女，正为一个大日子准备着——下个月在远望楼宾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1个多月的排练，老人们已经唱熟了10首红歌，其中5首以“毛主席”为标题开头。
“我们是‘红二代’，没有理由唱不好！”排练间隙，身穿一身红衣的会长徐文惠从长凳上站起，为团员鼓劲。她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
74岁的徐文惠已退休在家，几乎自费支撑着所有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信仰，”排练间隙她说，“我们要将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变色的危险来自哪里呢？——“美国不是要让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变颜色吗？”
这个群体自视为革命传统的继承者。历史研究者米鹤都认为，“红二代”这个词，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干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达到13级以上的被称为高级干部。
2013年，“红二代”再次跃入公众视野。“陈小鲁道歉”、“秦晓孔丹之争”、“任志强出书”等事件赋予了这个群体更丰富的色彩和内涵。
时代更迭，昔日的“高干子弟”变为今天的“红二代”。时间让他们衰老，也让他们分道而行。与依然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些同辈人不一样，更多的则泯然于平民。
中南海、三座门、西山，对于这群特殊的红二代来说如今只存在于回忆之中，但他们仍以自己的方式高举父辈的旗帜。他们集体行动、积极发声，各式各样的联谊会与合唱团是他们延续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载体。他们缺乏随时占据媒体版面吸引公众目光的能量，却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父辈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成员平均年龄60岁，年迈者已近80岁。他们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副部级以上官员的子女。老人们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为了排练，每次往返要坐4个多小时车。
每首歌唱完，64岁的指挥李晓津都会反复强调：“要像当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们都很认真，不停自我纠正。排练一个配乐诗朗诵的节目时，一名团员仍琢磨着文字——他不太满意“把胜利旗帜插在蒋总府的大楼门上”这句话，想把“蒋总府”改成“蒋匪府”，他觉得这样更有气势。
在北京，活跃着许多类似团体。3年前，徐文惠还在另一个“红二代”组织——“将军后代合唱团”。在这个2008年成立、拥有两百余名成员的团体里，徐文惠担任副政委，随团“唱遍”了中国。
“力图办成一个将革命理想传帮带的大家庭。”她说。
合唱更多的是抒发理想、表达感情的方式，歌唱本身的技巧就不那么讲究。李晓津记得，“将军后代合唱团”曾赴重庆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被薄熙来叫去谈话，批评表演“不够专业”。后来，合唱团为此砍掉了一个节目。
在徐文惠看来，即使历经磨难，红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父亲株连，她被关押数年，此后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一度精神崩溃。直到1987年，在父亲昔日战友王震的帮助下迁居香港。自小习惯了军队生活的徐文惠，却始终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生活”。
1997年，母亲病逝，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决定回到北京，这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花了4年时间，沿着父亲战斗的地方走访了19个省市，完成了一部父亲的文献资料片。
徐文惠总会反复提起：她在1961年11月10日入党，爸爸给其改名“徐红”，意思就是“要女儿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如今，父亲的意志穿越半个多世纪，内化成徐文惠和她的合唱团的基因。
与徐文惠抱有同样信念的，还有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
对于陈人康而言父亲更像是个上级，小时候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陈世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
父亲对毛主席的崇拜，也细化到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岁时，陈人康曾用4个毛主席像章，换了一套军服，陈世榘知晓后勃然大怒：“你怎么能拿毛主席当商品卖！”父亲给妹妹洗衣服时，也总不忘叮嘱：“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
“文革”来了，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的坏话，陈人康的母亲被抓进监狱，父亲没敢说一句话。陈士榘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母亲，但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血液渗透至这个家庭的肌理，陈人康早早认识到：自己不是某个个人的后代，本质上是国家之子。在那个年代，这其实是一群少年的共同意识。
在历史学者米鹤都看来，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内生的需求。他举例说，红卫兵运动之所以发端于北京的中学，与干部子弟高度集中有着重要关系，不少“红二代”正是那个年代的闯将。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当时的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凭着特殊的身份和从小培养的良好组织能力，在“文革”伊始就成了北京八中的革委会主任，并在随后担任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的副司令。
而孔丹、秦晓、黄春光等高官后代，也都是“文革”中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一位受访者对米鹤都回忆，北京四中的一群高干子弟，认为老师领导烂透了，学校被资产阶级把持了，直接把信写到中央。据陈小鲁回忆，四中、八中等校的学潮，甚至获得了个别高层领导的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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