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委成立原因曝光:恐怖主义对中国威胁越来越大

　　11月14日，一位中央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一位知情人士，询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对自己有没有影响。

　　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的第三天。在这个中外瞩目的公报中，宣布“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简称“国安委”）。这个“隐藏”在“社会治理”一段中的表述，与“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一起，成为这个公报中最石破天惊的内容。

　　随后几天，坊间和媒体上开始涌现关于这个机构的各种说法，包括猜想。有些业内人士也开始讨论，这个雄心勃勃的组织，“会动到谁的奶酪”。

　　双重压力催生国安委

　　在公报中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分析人士认为，这点出了国安委成立的关键原因——正是中国在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方面的缺陷和实际需要，才逼出了这个机构。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军事、外交和国际问题专家均表示，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举世瞩目的发展，在带来国内各种指标进步和在国际上排名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在国内，主要表现为维稳形势的日益严峻;在国际上，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威胁论”。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快速成长过程中都会面临的问题，有人称之为发展困境，或是崛起困境。

　　一方面，是国内严峻的维稳压力;另一方面，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正在变异，演化为周边国家纷纷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上发力，并以此为据，制造出一波波中国威胁的议题。这一趋势，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互相叠加，并互为因果，让中国的周边局势呈现出近些年少有的复杂局面。

　　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与国外两个因素相互作用，彼此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恐怖主义越来越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体系，对中国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习近平对中国的安全形势总结时，用了“双重压力”这个词。他说，“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

　　在上述《说明》中，习近平同时指出，“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高恒、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军事专家李杰均表示，这个“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部分，主要是指在需要各部门参与的安全事件中，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这严重影响了应对的效率。

　　在中国海警局今年3月份成立之前，各个涉海部门之间的协调就是个棘手的问题。曾经向中央建言整合有关部门的高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部门抱着“自身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思维参与执法，最后的结果是在那些利益丰厚的领域力量投入过剩，而在那些利益稀薄的领域又留下大大的空白。这有时候就会留下了安全漏洞。

　　三亚市一位涉海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多起外国渔民越界捕鱼的事件中，一家主管治安的涉海部门，均以无船为由拒绝出海。由国家海洋局召集的一些涉海部门的协调会，一些级别较高的部门也拒绝出席。

　　李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缺少制度性的协调机制，中国的危机处理，在很多时候呈现出临时性的特点。“比如在3·14后成立了一个 ‘3·14办公室’，在7·5事件发生以后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机构，非典事件也是这样。”这种临时成立的协调机构，由于缺少制度、机构和人员的磨合，其协调的效率大打折扣。

　　协调机制缺失的背后，是另一个更大层面的缺失，即在安全问题上，中国缺少一个整体的战略考量。这种更高层级的考量，不仅要着眼于中国的安全大势，也要看到其中的轻重缓急，进而对安全问题做出一个全局性安排。

　　受访的学者分析，国安会成立的背后，既有建立协调机制的考虑，也有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考量。

　　“很实的部门”

　　在《说明》中，国安委被赋予了四项职能：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受访学者对这四项职能的解读不尽相同。李伟说，国安委是一个重大的危机应对处置机制，不会介入一些日常的、原来职能部门所管辖的事情，不会取代现有的职能部门，只针对那些现有的危机应对机制难以处理的问题。

　　李伟拿南海问题举例，认为该问题已经不属于国安委的处理范围，“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处理模式框架了”。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突发事件并非国安委唯一要介入的问题。李杰说，像南海问题这样的重大问题，也会纳入国安委的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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