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美虽不断互相指责，但是其中亦有潜流在涌动。
在很多阴谋论者看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终极真理。可是，这些人未必知道，在朝鲜战争结束到尼克松访华之间的近二十年间，中美虽然在正式场合不断互相指责，视对方为敌对势力，但是其中亦有潜流在涌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冷战期间中美的对立竟然会走向缓和，成为“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的说法）。陈兼先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并将于2014年出任美国纽约大学暨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事务杰出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冷战国际史的研究，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朝鲜战争不仅使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改变了全球冷战的走向。这使美国越过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逐渐与中国走向缓和。
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朝鲜战争后，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华盛顿仍然对北京满怀敌意，但与此同时，这种敌意中又开始夹杂着一种不便明言的畏惧之心。”美国对中国认识的这种变化，是否影响了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整个进程？
陈兼：确实如此。从表面上看，中美在朝鲜的直接军事对抗造成了两国全面敌对关系的深化；但与此同时，朝鲜战争及之后美国冷战全球战略出现了“东亚错位”的现象：尽管冷战的逻辑重心在欧洲，但美国军事部署的重点却在东亚。这不仅改变了冷战的走向，也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认识的一些深层次变化。从长远来看，这为中美关系二十年后的“解冻”埋下了伏笔。
那么，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对新中国的认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陈兼：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讲清楚，也许先要从中美交往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历史谈起。中美之间的关系，从鸦片战争之后，就是一个不断互相给对方定位的过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都不一样，双方都是幅员广阔的大国，又都有着很高的道德期盼。美国立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承继了“五月花号”精神及其文化底蕴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有着极为深刻的使命感。自诩为“山巅之城”的美国人，却在同“中央王国”的最初接触中，产生了一种精神文化层面“棋逢对手”甚至“技不如人”的感觉（这一点，在美国同“旧世界”以及冷战期间同苏联的交往中，是没有的）。在近代，即便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感叹，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美国人也一直认为，自己同中国有着一种“特殊关系”。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美国是在中国付出代价最小，而得到的利益却最大的西方大国。但美国又是西方国家中唯一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同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1868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由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订立的条约，又称《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是清政府同西方国家关系中的“异数”。这是十九世纪中国同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中唯一不包括不平等条款的一个。
美国人同中国人的交往中，又掺杂着或隐或现的种族主义偏见。这在“华工问题”上最突出地暴露出来。184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后，大批华工在“淘金热”中进入号称“移民国家”的美国。最初受到了热情欢迎和接纳，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排华情绪。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在十年内禁止华工入境。清政府自1870年代中期起不断就美国排华行为进行交涉。然而，弱国无外交。美国政府或者以不能干预地方事务予以推诿，或者不予置理。1892年，法案延长十年。190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将《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的议案后，激起中国人的极大愤慨，并于1905年爆发了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抵制外货为内容的民众运动。
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还从它的“门户开放”政策中表现出来。1899年9月6日，在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照会，提出了对华贸易门户开放，以保证各国机会均等、自由贸易。1900年7月3日，当八国联军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进入北京时，海约翰提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呼吁各国“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与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然而，美国这一针对中国问题的政策，却并不以中国政府为实施对象——照会发给了所有“与中国事务有关”的大国，唯独未发给中国。显然，美国没有把中国当成国际政治中对等的对手。由上述所折射出来的，是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仍然是一个文明古国，也许也仍然是一个大国，但却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地位和影响的弱国；中国人，则是虽有伟大历史传统却无法走进“现代文明”的落伍民族。
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关系的建立。1930年代后，随着日本在中国及亚太地区侵略行动的不断升级，美国却囿于经济大危机及 “中立法”的牵制，又面临着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重大挑战，而难以采取遏制日本扩张的有力行动。中国抗战的坚持，为美国向着参战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与空间。珍珠港事件后，在中美两国成为战时盟友的背景下，美国于1943年废除了所有排华法案。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罗斯福总统还积极支持中国成为同盟国 “四大国”之一。这是华盛顿对于中国战略价值的判断在政策层面的反映。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后，危机和战争结合在一起，造成了革命的温床。这对于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和对华政策的制定，是一种严重挑战。美国不是一个对“革命”富有同情心的国家；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从来便具有非议“革命”的基本倾向。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美国决策者基本上持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即便在二战期间美国在军事上一度有求于中共时，这种立场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很多美国人（尤其是多少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喜欢蒋介石；美国政府也从未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达到“全力相助”的地步。但194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冷战的发生和发展，华盛顿最终选择了站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边的基本立场。
毫不奇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既是一种美国不希望看到却无法阻止的发展，又必然会出现如何看待对方并给对方“定位”的基本问题。
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曾有过“等待尘埃落定”的想法。关于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美国和国际学术界也先后出现过您在文章中讨论过的“失去中国”论和“失去机会”论这两种似乎完全不同的解释。
陈兼：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含义是，美国决策者要看中苏关系如何发展，能否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美国人还觉得，中国的事情，国民党办不好，难道共产党就办得好吗？这里的潜台词，其实还是一种对中国的轻视。
当时，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弥漫着“失去中国”论 ，把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对中国局势进行干预。这种看法对杜鲁门政府的压力极大，并成为它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立即做出军事干预决定，并进而全面推行对华军事对抗、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的政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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