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你向前线靠得还不够近。
徐怀中靠得太近了。他看见拖着长尾巴、腆着大肚子的美军直升战斗机蝌蚪般一群一群在头顶游来游去，螺旋桨搅动的声音也如夏日河边的蛙群呱呱叫个不停。他举起照像机要拍摄，被越方陪同人员阻止了。直升机不停地在抛下迫炮弹压制地面，不让“越共”抬起头来。
这是1966年初他在西贡附近经历美军8000人大扫荡的一幕。他还多次近距离经受过美军B-52战略轰炸机“地毯式”轰炸。那时，他作为“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率组从金边秘密进入越南南方，自1965年冬至次年春，经历了四个多月战地采访。
48年之后，他根据当年的“战地日记”完成了长篇非虚构作品《底色》(人民文学出版社)，真实记录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中国军人作家、记者对战争冷静客观而富于哲理性的观察思考，记录了他在战火纷飞中的种种情感阅历与生命体验。
1979年2月17日对越还击战打响，徐怀中作为战地记者赶赴云南前线，写出《西线轶事》、《阮氏丁香》等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西线轶事》以九万余读者直接票选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以至被誉为“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因为有“抗美援越”以及1979年“对越还击”两次参战经历的换位思考，加之拉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距离，他获得了在以往从未有过的一些深思明悟。
7月26日，读书报记者专访作家徐怀中。
“既然选择了战争题材，只有争取到最前线去经受种种考验，积累丰富的战场体验，才能进入文学写作的殿堂。”以往每次去前线，他像小孩子过新年穿新衣，满怀激情跃跃欲试。但奔赴“对越还击作战”前线，以及写作《西线轶事》，他的心态要复杂得多，要深重得多。访谈中徐怀中提及当年写到的某些人物和生活细节，仍令他怦然心动，禁不住潸然泪下。
读书报：《西线轶事》曾被誉为“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无愧于“当代战争小说的换代之作”。当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作与出版的?
徐怀中：讲“战争文学”或“军旅文学”，是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特殊的分类，其实文学很难截然划分，我也没有意识到写的是战争文学。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思想解放运动潮涌般到来，《西线轶事》实际上是十年浩劫后在心中积郁已久的沉思喷懑，通过那场边界战争井口喷发出来。有个说法，如果将战争比作一株大树的树冠，引发战争的社会原因就是深扎在泥土中大树的根须。如果把一株树的根须连接起来，可以绕地球若干周。写作《西线轶事》，我并没有过多于描绘那场战争的树冠，而是着力于地面以下的根须部分。
当年，我接到电话通知，领导决定组成一个战地采访小组赶赴云南前线。那时我刚刚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虚弱，提着几大包中药丸子上了飞机。1979年2月17日对越还击战打响，3月16日战争结束，部队采用“倒卷帘”(交替掩护)战术撤回国，我又随着作战部队到四川乐山访问某师女子通讯班。《西线轶事》在连队写出一部分，读给女电话兵们听，得到了她们认可。初稿为中篇，6万多字，是把中越两方面人物交叉在一起写的。那时《人民文学》只登载短篇，编辑建议把描写我方人物故事的章节抽出，紧缩为不超过3万字的短篇。从初稿中抽出描写越方的另一部分文字，我重新整理，标题《阮氏丁香》，作为《西线轶事》的姊妹篇，发表在《十月》杂志。
这一来，倒产生了一种鲜明的视觉效果，两个短篇如同两面视频，对比之下能够清晰看出中越两国是在怎样一种特定社会状况下投入这场战争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动乱，是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越南刚刚结束20年战争，未及疗治创伤，这两个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士却用刚刚学会的对方的语言彼此大叫“缴枪不杀”。
在《西线轶事》里，我迫不及待地写到了一件事：“文革”中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征集新的国歌歌词。随即便发现周围的一些词作者都已经兴高采烈地投入创作，我觉得可笑很气愤。国歌是可以随便修改的吗?虽然聂耳、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是电影插曲，就像是预先准备好的新中国的国歌。建国多年了，但是我仍然感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谓“文革”，即是中国害的一场政治天花，但上帝没把免疫性给予我们。一个国家混乱、落后、贫困，是要挨打的，我们再经受不起了。
读书报：今天再看《西线轶事》，您有怎样的评价?
徐怀中：当时《人民文学》收集了很多读者的反映，读者和作者完全心心相映，这不能不说是给我一个小小的满足。不是小说写得多么好，也并非作者自视颇高，但这篇东西以及《底色》，包括刊载于1966年3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一篇通讯——《坚贞不屈的女英雄阮氏珠》，我都十分珍视。这篇通讯拿给现在的年轻读者，他们会感觉枯燥无味，难以下咽。但我后来得知，通讯被译为越语，在南方丛林中广为传播，南方军民每天傍晚准时集体收听连续广播，令我感动不已。这就够了。作为一名战记者，还要什么?这两次战争，我都作为亲历者，自会产生感情上的某种特殊联系。我总是自作多情地想，我的这些文字，是为战争中失去生命者和苟活至今的人，保留下来他们彼此相通的一线信息。
读书报：《西线轶事》给您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之后您的创作是怎样的情况?
徐怀中：此后几年身体一直不好，只写了《没有翅膀的天使》、《那泪汪汪的一对杏核眼》、《没有战功的老军人》等几个短篇，且写得很“苦”，力不从心。1984年受命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从此周旋于行政职务，只得暂时放弃写作。至1993年退下来，才又构思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两个短篇。如果说在小说创作上，我能够沏底从以往的窠臼中挣脱出来，不再受到某种固有观念有形无形的束缚，真正放开了手脚，即自这两个短篇始。虽然这两篇东西不成气候，引不起多大反响，但我甚至想要虚张声势说，我仿佛自觉不自觉地经历了一个羽化过程。尽管这一过程来得太晚了些，却也并未因此挫伤我的兴致。我希望再往前去，还能进一步延伸这种放松状态。
搬家找到了近50年前的“战地日记”，这使徐怀中获得意外的惊喜。翻阅几本日记，他似乎可以随手触摸时空的纵深，俯拾流云逝水。从越南南方最高军事指挥员阮志清大将到普通的女志愿者，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徐怀中飞舞着手中的笔，记录下战争中那些平平常常又颇有声色的逸闻趣事，也描绘了击沉美军“卡德号”航母之役、布林克饭店之炸、公理桥袭击之憾等重大事件。
读书报：《底色》是您率“中国作家记者组”在越南南方采访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写出了在越南南方的一段经历，您讲到对您这位老兵来说，这是“一页翻不过去的历史”。可否具体谈谈您的感受?
徐怀中：上世纪下半叶，世界进入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一个两极对峙的“冷战”冰河期，越南战争便是在“冷战”格局中的一场局部“热战”。越南这片焦土上撒播的是中、美、苏彼此牵制激烈竞逐的火种，而这个等边大三角的一垄一畦间，又生发了中、苏、越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内部游戏”，就像玉米地里作兴套种豆角，高梁地里适宜套种倭瓜。而比之大三角，中、苏、越小三角“游戏”则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激化。
我们小组是在中苏论战高潮时出去的，都学习了“九评”，做好了理论备战。但实际上当时我还不能很清晰地观察那场战争和国际关系，在写作《底色》的前后，我读了国内很多学者关于冷战史研究的文章以及有关解密档案，很受启发，才看清楚当年这场战争是怎样多变诡异。正是在抗美援越激战犹酣之时，基辛格秘密从南宛机场进入了钓鱼台国宾馆，于是“小球转动大球”的进程开始了。中苏历来是针尖对麦芒，急转直下启动了建交谈判，“栽刺栽刺栽出了一朵花”。我想，除了菊香书屋的主人外，没有人敢于提出来走这一步棋。越南被夹在大国的夹缝里求生存，当然有它的外交智巧，不会甘心处于被动地位。我不能说“春秋无义战”这样的话，但套在冷战中的这场热战，决不能简单用正义或非正义战争解释得清楚。因此我不能停留在自己的所见所闻，还应把战争多重的宏观背景给读者展示出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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