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女战俘回国收到首长接见。
关于战俘
朝鲜战争爆发的那年我还没有出生。
但是，我和许多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一样，对那场战争并不陌生：我们曾站在父兄的肩上，挤进欢迎“最可爱的人”的行列里;我们曾参加过慰问演出，让那些经过炮火硝烟的大手把我们举向空中，使我们觉得和平的蓝天伸手可触;我们听过许多场报告，随着前线的勇士去冲锋;我们熟悉鸭绿江、上甘岭，像熟悉家门前的小河、街道和学校;我们学唱：“一条大河……”、“风烟滚滚唱英雄……”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了志愿军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
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请来她的亲戚给我们作报告。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志愿军战俘”。他的报告，留在我幼小的脑海中的是铁丝网、电刑和血淋淋的心脏……那天晚上，我做了恶梦，把家里人全吵醒了。这个我讲不清的梦，至今还朦朦胧胧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十几年后，1979年底，我在北京某机关上访接待室里，又见到了他们。他们十几个人，穿着一色的蓝衣服，操着四川、山西。辽宁……等各地口音，在和接待人员争论着什么。说着，说着，他们有的脱了上衣，有的挽起袖子，我看见在他们的背上、胳膊上都留着一块块伤疤。我不禁走过去，摸着其中一个人胳膊上的一块巴掌大小的伤疤——它已经结成死痴，可以看出当时伤口愈合得很不好，一棱一校的肉条向外翻着。我怯生生地问：“还痛吗?”
资料图：毛泽东为志愿军女志愿军战士签名。
“不……现在是这儿痛。”他指指自己的心口。
我无言以对。我已经不再是个幼稚的小学生。就在这时，我萌生了要了解这些人的愿望。
由于我非常熟悉的几个同志从1979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为志愿军战俘复查的工作，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批人中许多不平常的经历，并且多次和他们一起会见了这些当年的战俘。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我迟迟未能动笔。直到1986年的上半年，《昆仑》编辑部的同志和我谈起这件事，并由他们出面为我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创作假”。领导欣然允诺。于是我开始了为期七周的紧张的采访和写作。
我看了近五百封被俘归来人员的申诉信。看了许多他们写的自传、自述和回忆。
看了那些后来成为派遣特务而被捉获的战俘的供词和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我采访了志愿军战俘中的代表人物。我的朋友刘五一同志为我查找了许多朝鲜战争的背景材料。这时，我才初步认识了这些志愿军战俘。我所面对的是一个个决不雷同的人，他们中间有操着流利英语的大学生，有曾经出生人死的老红军干部，有高贵地死去的纯真的女俘，有刚刚翻身解放的农民;有高喊“共产党万岁”而被挑出心脏的国民党人的后代，也有成为卑鄙叛徒和败类的“革命阶级”的儿子;有人屈辱地活着，有人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他们是与当年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和渣滓洞、白公馆的英雄们不同的一群人，他们是人民军队第一批被外国军队俘虏并关押在异国土地的战俘……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有两万多人被俘。他们有6673人返回了祖国大陆，有1.4万多人被裹胁到台湾。他们中间有背叛祖国的败类，也有长眠在异国的烈士。烈士们死了，任何赞美之词也无法唤醒他们。败类们走了，任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也无法洗刷他们的耻辱。经过30个春秋，这些当年的战俘都已是年过半百的人，许多人将不久于人世。他们将带着对改变了他们人生轨迹的战俘营的记忆，告别这个世界。
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九死一生才回到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受到长达20多年的不公正的对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遇才有了好转。这20多年的逆境，为他们当年的回国斗争作了长长的注脚，人们看到的是他们始终如一的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一位战俘在1979年写了这样一首题为《露水》的小诗：
汇不成江河，
流不进大海，
但我也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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