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棉共和国及红色高棉，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后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该党是一共产主义组织，于1975年至1979年间，先后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详细]
核心提示：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黄时明简介：黄时明先生现年（2009年）81岁，出生于柬埔寨金边，原籍是广东普宁人。书中主人翁常修文，写的实际就是其本人的亲身经历。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0年2月19日、2月20日B04版 作者：铁戈 原题为：潜龙 一名红色特工的海外传奇
要点1：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着自豪感的岗位之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失败，等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
要点2：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要点3：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
正文：
“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一个充满危险也充满自豪感的工作中来，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禄位、没有名声也没有厚利的工作。失败就等于死亡，而胜利归来时，也不会有一支军乐队。随着那些过时档案的归档，你的一切，将淹没在历史的尘雾中……”―――作者手记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蔽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集中培训奉派出国 我潜回自己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强度的培训。
1959年元旦后，领导发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关越南南部的情况，主要依靠一些从南越出来的人提供，质量不高，来源也不够稳定。我们希望派遣自己的干部进入越南南部地区，并在当地立足扎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资料。派出之后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突破南越统治禁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我和妻子在香港停留了几个月，办妥了各项手续。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妻子暂时留在香港。1959年3月，我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机，前往我的第二故乡―――金边。
由于我的全家人都在金边，因此，我很快就在金边站稳了脚跟。我还必须进入南越的西贡，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1959年的夏天，我进入越南南部的“敌占区”展开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办一份合法的身份证。
进入西贡，随处可见美式战车、运兵车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奔驰；美国人驾驶的喷气式战机突破音障发出的巨响，常常惊醒梦中的南越居民；这时的美国军队尚未正式介入越战，但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美国军队，已经来了！
有了美国的支持，吴庭艳政权不仅拒绝进行民主选举，而且对南越境内所有抗击过法国殖民者、同情共产党的居民进行大肆搜捕。为了镇压百姓，吴庭艳甚至搬出了中国古代的“连坐法”，只要发现一人同情共产党，就会抓走一批人审讯。整个南越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环境的险恶，还有两件事最难。
其一，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政府的各项资金都不充裕，因此，党组织无法提供工作经费以及生活经费，一切“费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赚取”，而且组织上还规定：不许巧取豪夺，不许参与走私。其二，深入敌后，千难万险，你在工作，你在战斗，但是没有勋章，没有荣誉；即使不幸被捕，党组织也不能像美国中情局、前苏联克格勃那样出面、花钱营救你。
1959年夏末，我回国汇报工作。党组织随即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在继续做好生根立足工作的同时，必须设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间，开辟一条通畅的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建成这条交通线的时间，不受限制，但必须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绝对安全。”
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成这样一条“绝对安全”的秘密交通线，偷渡边境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可我偏偏没钱！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逝世；我母亲年事已高，她自己的生活还要靠我的兄弟赡养；而我的兄弟们也只是小本经营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们有钱，难道我能伸手朝他们要钱？
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我岳父岳母的）女婿，回国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最害怕见到自己的女儿和岳母。因为我们夫妻双双出境工作，在广州的小女儿，只能由她的外婆代为照看。女儿每次看到我们，总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在她身边多待些日子。可是，我们刚刚抵达广州，休息几天之后就必须北上京城，接受组织下达的新命令。
抚摸着女儿的头，我说：“小梅乖，爸爸去北京，会给你带回许多东西。”女儿哭着说，“小梅不要东西，只要爸爸！”岳母的牢骚更大，“你们既然要出国，就不该把我从国外喊回来！我这么老了，还要替你们照顾孩子！你们谁都不要出国工作了，难道就你们夫妇俩有本领，非你们去不可？”
可是，再次出发的时间到了！1960年元旦过后，我必须离开美丽的羊城，再次南下（根据组织要求，我的妻子继续留在香港）。那一天是周末，单位的领导都来送行，可我的岳母却带着小女儿去买东西了，因为她老人家害怕小梅会哭闹着不让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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