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一群女知青在每天劳动之前，地头在学习毛主席语录的。
本文摘自《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 作者：东方明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1973年10月31日，傅索安回到了莫斯科。她从民航机上下来时，已经有一辆克格勃的轿车等着了，一个身材高大、穿黑色西装的苏联男子迎着她走来，说着带格鲁吉亚口音的俄语：“您好！是傅吗？请这边来，上车吧。”
傅索安坐进轿车，发现车里还有一个大汉，满脸横向，凶神恶煞一般，心里顿时忐忑起来，怀疑克格勃已经知道她在香港做的手脚，这会儿把她扣起来了。轿车朝莫斯科市区方向疾驶，一路上，那两个克格勃军官一声不吭，车里的气氛沉闷到极点，似乎凝固了。傅索安不安地留意着汽车行驶的方向，直到拐上了通往对外谍报局的那条马路，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看来暂时没事，因为若是东窗事发，那就不是去对外谍报局，而是去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旁边的鲁比扬卡监狱了。
傅索安后来才知道，那两个克格勃军官是在外出办事的途中接到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通知，让他们顺道去机场接傅索安的。
那两个是克格勃的资深特工，看傅索安的样子是从国外执行任务回来的，根据克格勃的纪律是不能向她问长问短的，所以不敢开腔，免得有瓜田李下之嫌。
傅索安这次执行的算是对外谍报局行动执行部的任务，但她不是行动执行部的特工，当时她的关系已转往第六部，所以按照规定应当向第六部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亦即所谓的“述职”。克格勃规定：出国执行任务的特工，向组织述职时间必须在抵达莫斯科后两个小时内立刻进行，否则将视为违反纪律处理。傅索安踏进第六部那层楼面时，内卫问过姓名，让她去第五办公室。那里，已经有三名克格勃军官坐在那里等着她了，其中一个傅索安认识，是当初她从日本执行暗杀任务时主持述职的奥列格少校。见傅索安进门，三人站起来，―一跟她握手。奥列格少校指着其中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向傅索安介绍说：“这是技术管理局的专家。”
傅索安听了，暗松一口气：看来，他们并没有抓住她的把柄，否则，技术管理局的专家就不会来了。专家来这里，是想当面了解“死亡老鼠”“死亡”的具体经过情况。奥列格少校仍是这次述职的主持者，他说了声“让我们开始吧”，他的助手马上按下了录音机的键钮，并准备记录。
傅索安已经有了述职的经验，便把自己登上“西伯利亚人”号货轮后一直到返回莫斯科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了一遍。她在返回苏联的海上旅行途中，已经把述职内容反复考虑过，连什么环节用什么措词都已经准备好，所以说得很顺畅。尽管如此，也花费了大约两个小时。她说完后，奥列格少校点点头，微笑着说；“傅，你具有当一名作家的才能，叙述事情很流畅，思维相当清晰。作为述职主持者，我暂时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要提问的。当然，按照程序，你还得写一份书面述职报告，在七十二小时内交出来。您有什么问题吗？专家同志。”
那个技术管理局的专家点点头，提了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死亡老鼠”方面的，纯是技术问题。他听傅索安再次说明“死亡老鼠”的“死亡”原因后，不无感慨地摇着脑袋；“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啊！”
傅索安说；“行动失利后，我想了想，应当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的！”
“哦！”专家一愣，随即睁大眼睛盯着傅索安，“真是这样吗？你说说看！”
傅索安其实纯是即兴发挥，当下便借口开河：“我想可以给每套装置配上一个备用“老鼠”，一旦一个不幸‘老鼠死亡’，立刻换上另一个。因为通常说来，不可能接二连三发生这种意外事的。”
专家闻言大喜：“说得对！哎，我们这么多科学家聚在一起每次讨论没解决的问题，给你这么一点就基本上解决了！”他马上掏出笔记本，在上面记下了傅索安的建议。
口头述职进行到这里，算是暂告段落。接下去，是让傅索安写出书面述职报告，由审查人员比照录音和记录进行反复检查，技术管理局的专家也将对傅索安带回来的那个仪器进行检查鉴定，如果都没有疑问，那就不会再找她。反之，则需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数的口头述职，实际上也就是审查。
当然，傅索安被安排在对外谍报局第一招待所。她一进房间就往餐厅打电话让送来酒菜，独斟独饮，喝到六七分醉意，洗了个澡就睡觉了。次日，傅索安用了一整天时间写完了述职报告。述职报告送上去后，她闭门不出，静候结果。此时倒也心定，寻思事情反正已经如此，就只能听命运安排了。照她分析，这次述职应当是通得过的。
果然，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傅索安接到通知：马上去对外谍报局第六部。傅索安赶到那里，奥列格少校向她宣布：述职报告已经通过。按照惯例，克格勃请傅索安吃了一顿饭，尽管未完成任务，但因不是她的责任，还是发了三千卢布的奖金。
傅索安打起了如意算盘：接下来最起码得让她休息一个星期，明天是十月革命节，红场要举行例行庆典，她叛逃来苏已经第六个年头了，一次也没观看过庆典实况，只在电视上见过。这次倒是个机会，可以去红场直接看看了。但是，这个算盘显得过于一厢情愿，酒还没喝几杯，在场的一位中校已经通知她了：根据人事管理局的通知，决定把她仍调回“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去工作。今天晚上立刻动身。
傅索安心里差点骂娘，但外表却声色不露，连连点头。她又一次感受到任人摆布的滋味，这和她一向桀骛不驯的禀性是格格不入的。
1973年11月9日，傅索安回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
屈指算来，傅索安离开这所学校不过一年，但这里的变化却相当大。校舍扩大，还新开了几个科目，比如专门研究制造假人民币。
假粮票、假布票等票证的特别一班，专门负责制造假情报提供给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别二班，等等。在这里接受训练的人数也已增加到一千八百余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香港、台湾、澳门、越南、朝鲜、韩国、日本、蒙古以及苏联和中国接壤的加盟共和国招来的，傅索安意识到苏联方面已经越来越重视了对中国的谍报活动。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校长仍是布特卡少将，他在傅索安抵校报到的当天便予以召见，直接向傅索安谈了工作安排问题：学校已经设置了一个拥有四万册中国书籍的图书馆，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专门负责，而是由俱乐部工作人员兼管着，这既不正规也管理不好，现在傅索安来，正好负责此事。布特卡最后说：“至于待遇，你仍和其他教官一样。凡是其他教官所享受的待遇比如薪饷数额、福利、年休假等等，你都同样享受。”
傅索安听了很是高兴，这样，她既不用和那些学员打交道，也和特务工作告别了，还能看大量中国书籍，真是求之不得之事，于是马上表态眼从安排。其实，傅索安应当想一想，克格勃为什么对她的工作作了这样的安排。克格勃所有的特务学校都有一个规定：不论学员还是教职员工，包括校长，只要调离一所学校了，就永远不会再让他回到这所学校。
而傅索安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的后面隐藏着一个谜。这个谜，直到傅索安后来离开这个世界后，才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一部分范围内悄然传开；原来，傅索安在从香港返回苏联的途中，待在“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上闲得发慌，便去船上的医务室和船医聊天，渐渐混熟了，她便让船医为她“彻底地检查一下身体”。结果在她离船后得出了结论：肝脏疑有肿瘤，估计是恶性。船医当即报告政治委员，政委便火速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了。对外谍报局认为以如下方式处理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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