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忆红军长征前审查干部 不随队者留守或杀掉

　　摘自：《北方新报》2013年4月15日第27版，作者：《北方新报》编辑部

　　长征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于是也就存在着人员的去留问题。

　　随主力西征，前途渺茫。但留下来，更是生死未卜。谁都清楚主力转移后，留守部队将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疯狂反扑。而且，留守部队16000余人中多数是伤员，有好多还是重伤员，根本不能参加战斗。10万红军主力尚不能保卫苏区，留下的这不足2万弱旅难道就能使苏区不陷入敌手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同转移计划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样，留守人员名单也是由“最高三人团”一手决定的。在研究留守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关于高级干部去留的标准，基本上是以李德等人的个人好恶划线的。

　　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以后，项英在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也有些失误。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一个多月前，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负伤，坐骨碎裂，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

　　对于留下体弱多病的瞿秋白，许多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周恩来找到博古等人，希望他们多些仁爱之心，再慎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理由很简单——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项英更是直言不讳：那是资产阶级的感情，在阶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只有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才是坚强的革命的党性!

　　1943年12月，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曾回忆说：“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另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覃和古柏被留下。刘伯承因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也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力争，才允许随主力红军转移。

　　据叶剑英回忆：“出发前，秘密准备，搞了登记表。对干部都审查，对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起义过来的，分成3类，一类可以随队出发，一类留在苏区，一类杀掉。还有的被视作犯过错误的红军指挥员，是被捆绑着出发的，被编在劳改队里”。

　　许多年后，李维汉也在回忆中写道：长征前，干部的去留，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部归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个部的正、副部长都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