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余天云绝望至极，丧失了生存的信心，在大金川的丹巴附近，有一个铁索桥，当抬他的抬子走到桥心时，他大骂一声“去他娘的”，一翻身栽下河去。湍急的河水卷走了余军长，没人敢去救，其实也没有办法救。
左路军挥戈南下，第二次走出草地，与右路军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红四军会合了，部队散驻在松岗、党坝、卓木碉一线。高原的仲秋已是一派萧瑟景象，树木凋零，青草枯黄。白天凉风习习，夜里寒风已有些刺骨了。10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这另立中央的事很突然，基层连队对此事不很清楚，可军、师干部及军、师直属部门都知道了这一情况，我们师长和政委不理解，我们师交通队也深感迷惑。有人说：“成立两个中央，我们怎么办？我们队是不是也要成立两个党支部？”许多事情我搞不懂，就去问易良品副师长。易副师长整天闷闷不吭气，问急了，蹦出一句：“我也不知道。”数年后，在延安整风时，我才弄清楚，原来是张国焘私欲膨胀，野心勃勃，自恃兵强马壮，企图揽握中央大权。他闹独立，搞分裂，一步一步地实行他的反党四步曲：在两河口伸手要权，在毛尔盖同中央分庭抗礼，在草地企图用武力要挟中央就范，在卓木碉自立中央。他奸心毕露的叛党行径，终于暴露无遗。
当时部队上下都在激愤困惑之中，许多人对党中央和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北上出走不理解，两个方面军的矛盾影响了红军的团结，激情中咒骂埋怨无所不在。可人们又不相信中央会逃跑投敌，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红军的共同敌人就是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和一方面军决不会投靠蒋介石。但是怎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大家谁也说不清楚。此时军心浮动，在左路军中被张国焘裹胁南下的一方面军第五军和第三十二军，情绪也不稳定。张国焘非常清楚自己率领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随即开展了政治工作，他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是“逃跑”，那么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就要“进攻”。他深知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贫苦农家子弟们，与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只有用蛊惑性的政治宣传，用“战斗、进攻”的口号，才能稳住这支部队。它就是大喊“进攻！进攻！”“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南下吃大米！”这个口号从此在部队中叫响。在政治宣传鼓动下，部队热血沸腾，暂时忘却了那些不解的困惑，大踏步向南进发。
为了阻止红军南下，敌人重新调整兵力，沿大小金川设防，川军二十来个团占据绥靖、崇化、丹巴、懋功、达维以及抚边以东的巴朗山、日隆关一线，妄图凭借高山峡谷阻拦红军南下。红军随即发起了绥（靖）丹（巴）崇（化）懋（功）战役。近半个月的战斗，红军粉碎了敌人的拦截计划，歼敌三千余人，把川军打得屁滚尿流，川军溃退到天全、芦山、名山、雅安一线。此时的张国焘十分得意，他来部队就说：“怎么样？我说南下没错吧？我们南下进攻，旗开得胜，守成都的是‘川军残部’，敌人经不住我们打，我们要攻占成都去吃大米。”张国焘的盲目乐观感染着部队，部队士气高昂，英勇奋战。可是各军、师干部虽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努力作战，但对张国焘的一些做法，还有当前红军分裂的形势，颇有烦言。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整训，各部队也先后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大家深感困惑。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在宿营地，人们都在偷偷地议论，总希望从中探询出结果。但是很快就停止了议论，谁也不再多言，原来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红三十一军的军长余天云①在金川跳河自杀了。
余军长原是从红三十军调到我红三十一军的，此人打仗勇敢，有股拼劲，但个人英雄主义、军阀作风严重，和谁都搞不好团结。他最大的毛病是目空一切，气量狭窄，目无组织纪律，严重脱离群众，总以为枪杆子第一，老子天下第一，在四方面军中是有名的霸道军长，可谁也不敢说他。有一次在行军中，有个挑夫挑着东西挡了余军长的路，他骑的马受惊，将他撂下马来，他二话不说，拔枪将挑夫打成重伤。还有一次不知何故，他又开枪打死了号兵。由于他目空一切，对张国焘等人也不买账，说了一些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怎能容忍这样的人，于是撤了他的职，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
在红军大学，余天云又与红大政委何畏搞不来，他认为何畏在红九军当军长时打仗不如他，原来两人“平起平坐”，现在凭什么何畏能当政委，他却要当学员。因此，他经常胡闹，发泄心中的不满。其实何畏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平时也是专横跋扈，对战士对人民没有感情，也是随便找个由头就枪杀人的家伙。他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为了个人升官，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此时，他追随张国焘，成为张的干将，最后背叛了革命，那是后话了。余天云同何畏的矛盾激化，何畏将余天云“目空一切”的表现汇报到张国焘那里，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纪律处分，下了他的枪，撤了他的警卫员。余天云对此不满，大吵大闹，同张国焘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大。何畏打小报告，将余天云的琐言碎语汇报到张国焘处，张得知余天云对红军南下颇有意见，对张的一些做法也有微词，这更惹怒张国焘，于是他下令保卫局逮捕了余天云。
在红四方面军中，被保卫局看押就等于是有政治问题，或许就是反革命；何畏又故意整人，让余天云去背米袋，余的自尊心极强，怎能受这种窝囊气，米袋不背，甚至不走路，别人不得不强行用抬子抬着他行军。平时面子观念极强的余天云，怎么也受不了这种伤面子的侮辱，余天云知道，张主席的权势越来越大，反对张已被撤职查办，平反无望，也永无宁日。余天云绝望至极，丧失了生存的信心，在大金川的丹巴附近，有一个铁索桥，当抬他的抬子走到桥心时，他大骂一声“去他娘的”，一翻身栽下河去。湍急的河水卷走了余军长，没人敢去救，其实也没有办法救。
余军长自杀了！这消息震动了全军，再没有敢多言的。周围发生了那么多事，人们不敢说，但不等于不去思考。
我回想起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两个方面军的会合、同毛泽东握手、两个方面军的分裂，往事历历在目。昔日两个方面军会合是多么高兴，后来相互有意见，四方面军说人家是“臭知识分子”、“老机会主义”，一方面军说我们是土匪习气、政治落后、军阀作风。回顾往事，联想现今，我们红四方面军是支敢打敢拼的英雄部队，一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说我们“政治落后”、“土匪习气”、“军阀作风”，话虽说过了头，但我们确实有些地方是做得不好。
我们红四方面军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大多数是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参加革命时的指导思想就是穷极了、要吃饭，有人领头就跟着造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来到部队后就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就是革命，中国农民的那种纯朴、憨厚、勇猛、粗野的原始秉性自上而下浸染着整个部队。加上张国焘在军中的家长制管理方式，独断专横，粗暴野蛮的军阀作风，确实起着带头“示范”的作用。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时，我师在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敌人的棉军服，大部队在前线激战，为了解决部队过冬问题，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倪志亮命令我们交通三队押运军服送往前线。
倪志亮②是北京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军事指挥能力很强，打仗很有一套，他对部队要求严格，那种严格不是一般的严格，而是严厉有余，近乎于苛刻。在他的身上同样有一种霸道的军阀习气，骂人打人是家常便饭，我虽然没有直接跟随倪志亮，但也领教过他的粗野作风，挨过他的几次臭骂。这次我在指挥部领受任务，倪参谋长布置任务时指出了行军路线，最后他问道：“大家清楚没有？”由于我师常在那一带活动，对那里的道路我十分熟悉，禁不住脱口道：“我知道有条小路，从那里走可以少走十多里路。”“谁在讲话？哪有什么小路？”倪志亮看都不看我，便问道。我也没看眼色，挤到地图边用手指着说：“在这里，从这里走，近多了，我们可以提前到达，保证完成任务。”有人拉我的衣襟，又踩我的脚，提醒我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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