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日军强奸不分场合。如前述被高□□所杀“某”在宿舍宣淫。如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七中队上等兵外□□案：被告人昭和12年11月27日昼，赴枫泾镇征发粮秣之际，沿途看到支那女子（十五岁），试图逃跑，生出恶心，抓住强奸。
屠杀中国人的侵华日军（资料图）
本文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站，作者：程兆奇，原题：《侵华日军军风纪研究――以第十军为中心》
在近代侵华的各国军队中，日本军队给国人留下的印象无疑是最差的。其中的原因很多，比如日军侵华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危害最大――正逢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时刻，两次阻断了中国近代化进路；比如日军侵华的历史最近，人们的记忆也最鲜明；比如以“抗日”为重要资源的中国政治主流所发挥的曲折作用〔1〕，等等。但如果列数最重要的理由，首选恐怕莫过于深刻于国人脑际的日军无以复加的残暴。或许是这一原因，华语学界论及日军暴行者极多，而以日军军风纪立论者却从未之见――既是“兽兵”“鬼子”〔2〕，岂有军风纪可言？不仅华语学界未见，在我的有限阅读中，日军军风纪问题在日本也从来没有专文讨论。另一方面，这并不妨碍不少日本人对日军军风纪的称赞。如小室直树《从国际法看“南京大屠杀”的疑问》称：
在日本人中“士兵”的印象，不仅是“强”，同时也是“正”。
在日本的军队教育中，特别强调保持荣誉。……“士兵是国民的模范”是教育的主题之一。
“军人是不会作恶的”“军人是不会说谎的”，国民深信不疑。
因为自尊心（pride）昂扬，日本军的犯罪率是世界最低的。〔3〕（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以下为引者所加者，不再逐一注明。）
这样的说法在今天十分流行。如第二次淞沪战役时随日军第二联合航空队调往上海战场的源田实，晚年在接受采访时否认日军在南京有过暴行，理由便是“这违反武士道精神”〔4〕；亩本正己《真相・南京事件》称“背负了冤罪的〔日军〕官兵大多是善良的”〔5〕；竹本忠雄、大原康男《再审“南京大屠杀”》称攻占南京的日军军风纪严明，犯罪者为数极少，而且“都通过军法会议受到了严惩”〔6〕；田中正明《南京事件的总括》则以“勇猛顽强”来反证“日军军纪的严正”，因为“只有军纪严正，才能成为精强的军队。不问古今东西，精强的军队等于军纪严正的军队的铁则不变。”〔7〕“精强”与“军纪严正”决不等同，有“古今东西”的大量实例可证。如亩本正己喜欢列举的“残酷”和“非人道”的成吉思汗和希特勒的“精强的军队”〔8〕。此点与本文论旨无关，不必详论。
这种日军军风纪严明说，其实早在东京审判时被告方已三复其言。如证人胁坂次郎（案发时为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大佐）说：
我的部队刚进入南京，某位会计中尉在因公外出的途中，发现了支那妇人遗弃的一只鞋子，他想让朋友看看它的美丽式样，带回了部队，此事被宪兵侦知后，以掠夺罪的嫌疑将材料送往军法会议，这位中尉因此在我面前流着泪主张自己无罪，我认可了这一事实，向上级作了转告。我记得结果是以轻微犯罪驳回。当时在南京的日本宪兵管束极为严厉，任何细微的犯罪都决不宽贷。〔9〕
在胁坂次郎的口中，日军不仅秋毫无犯，简直可当“仁义之师”而无愧了。胁坂此说在当时的证词中是极端的一例，但对我们了解辩护方的认识却也是十分传神的一例。
此类论调决不能为中国人接受，在于它与经验事实的完全背离。胁坂等人这样说，只能说明他们没有丝毫的自省。从这点上说，这些论调不值一驳。然而，近年我也在想，为什么一眼可以看破的日军无辜的种种奇谈在日本至今仍有市场？是不是暴行和军队的行影相随在当时司空见惯，日军的表现并不特出（日本每有人称美苏军队和中国军队的暴行）？是不是巨大的灾难仅仅因为“战争”，而非日军官兵特别暴虐？或者说是不是日军官兵大多谨守法律，少数的意外已受严惩，罪罚已经抵消？是不是有关于此日本的第一手记载真有让人见仁见智的余地？要塞日本右翼之口和服日本民众之心，如果不从日本军队自己的记载下手，对这些疑问来一次“入室操戈”，恐怕不能解决〔10〕。
一、相关文献和日军第十军军法系统
日军在战败和东京审判时曾焚毁了大量文书档案，给以后复原相关历史带来了困难。胁坂次郎等敢于作如上的嚣张证言，想必即是自恃了这一点（也有自欺欺人者，如南京大屠杀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日记明明还在，却谎称已经烧毁）。但从另一角度说，撇开胁坂式的夸张之词（如“一只鞋”），我们也可以感到当时日军军法部门似乎并不仅仅是摆设。已消失的东西最易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所以我曾想，上海派遣军法务部日志等文献如果还在，虚构派的问难应可不攻自破。这是我近年搜集日本相关文献以回应虚构派时的一个突出体会。所以，当去年末去东京访书，看到出版已两年的日军第十军（攻打南京的主力部队之一）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日记时，不仅意外，也颇悔自己搜寻不细（因日记出版后多次去找书）。小川日记珍藏至今，长期不为人知，连与他晚年一同生活的女儿都感到“吃惊”、“完全没有记忆”〔11〕。由日记又意识到，保存大量案例的日军第十军法务部日志，作为事发当时军方文献，也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日军第十军法务部日志等文献得以保留，是一个“偶然”，日本“现代史资料”的编者也说：
即使作为仅存在了半年的第十军（实为1937年10月13日―1938年3月9日〔战斗序列则早在2月18日已解除〕，不足五个月――引者）的这一法务部日志，其所记录的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下日本军的犯罪――当然，其他军、师团也都曾设置了特设军法会议〔12〕，只是仅留下了这一记录――现在以完全的面貌留在了我们手边，确实是稀有的法务部日志。〔13〕
第十军法务部日志是由小川关治郎个人保留下来的。“仅留下”是概括的说法，因为38年1月新组建的中支那方面军〔14〕军法会议的近一个月日志（方面军军法会议日志记载的案例以第十军为主，也有少量上海派遣军“军中逃亡”等案），也赖其时调任方面军的小川得以存世。虽然两志均未涉及南京（日记也只是略有所及），但在侵华日军其他部队法务部日志湮灭的情况下，就反映日军军风纪的普遍情况而言，这却可以说是具有“惟一”性价值的证据。
第十军日志起讫时间为37年（以下为37年者，不再逐一注明）10月12日至38 年2月23日，方面军日志为38年1月4日至同月31日。小川日记自10月12日到38年2月22日，与第十军日志所记几乎为同一时段。日记在内容上与日志多有重合，但因是私下记录，较少利益考虑，较少遮掩和回护，不象日志那样严守分寸，也多有可以补充日志的真消息〔15〕。
本文以第十军为中心，所以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先对第十军的概况作一简要交代。
第二次淞沪战役爆发后，日军立即决定派军增援。由于当时日军内部对战争是否扩大尚存争议，新组建的“上海派遣军”(8月14日)仅由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组成，而且限于“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和占领上海北方地区之要线”〔16〕。8月23日两师团陆续在吴淞一带登陆，中国军队抵抗的顽强完全出乎日军的意外，现地日军和海军因此要求紧急增兵。几经周折(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反对增兵，认为防备苏联和“满州国”安危才是日本陆军的当务之急〔17〕，这一立场未引起陆军内部共鸣)，9月上旬增兵案得到了天皇的首肯，日军于是向上海派遣军增派第九、第十三、第一百一师团和重藤支队(台湾守备队，支队长为重藤千秋少将)、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第三飞行团等部队(10月底，第十六师团亦转归上海派遣军指挥)。但当时国民政府正倾全力组织抵抗，前线将士舍死忘生，浴血奋战，日军虽大量增兵，速胜的企图仍受到了阻碍。进入10月局势仍呈胶着状态(时石原已挂冠而去)。下辖第六、第十八、第一百十四师团及第一百五师团之一部的第十军(第七号军)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组建的(10月12日下达动员令)。
先行交代这一过程，是因为战斗艰难、伤亡惨重激发出的报复心是造成日军暴行的原因之一，现在已成了普遍看法〔18〕。其实，不仅是报复心，酷烈战争造成的生死无常本身也会动摇常态下的价值、约束，导致举措乖戾以至丧心病狂。然而，我在此想特别提请注意的是：第十军虽然组建于中日两军激烈交战之际，但当11月5日从金山卫上岸时，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在中国的数月中，第十军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也没有上海派遣军那样重大的伤亡，除了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占南京，以后几乎已无战事，如占领杭州时不费一枪一弹的“无血入城”。因此，第十军的经历与上海派遣军的情况不同，它的暴行与所谓战争酷烈、报复心等原因可谓全然无关。正因为此，我们更可以藉第十军的所作所为认识日军军风纪的本来面貌。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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