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沦陷区民众为何公然为汉奸周佛海鼓掌叫好?

　　【核心提示】沦陷区民众被视为二等公民，加剧了官民矛盾，结果导致在审判汉奸周佛海的时候，沦陷区之民众竟公然为汉奸周佛海鼓掌叫好，沦陷区民众曾愤激地问：“当年国军打败走了，军队既无力带走成亿的民众，把大家留给敌人，而今便不能把这些人视为"伪民"!”

　　林建刚

　　对历史学家而言，1949改朝换代之际是值得研究的时刻。而原本占尽优势的国民党为何在短短几年之间便兵败如山倒般失去大陆也一直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作为当时《中央日报》的记者，龚选舞的回忆录被誉为“真正能呈现蒋介石政府"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实况”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释了国民党之所以快速崩溃的原因。

　　书中，不论是对陈诚的“三个月解决中共”的豪言壮语，还是对国民党战争中的不择手段，作为国民党党报记者的他都有超然客观的观察。

　　龚选舞曾说：“对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之所以在三年间便由盛而衰，再由衰而被迫撤出大陆，主要是由于同时遭逢了三垮——被经济拖垮、被共军打垮、也被学潮闹垮!”

　　究其深层原因，其中很重要的，龚选舞谈到了战争背后的轻敌与民心问题。

　　他曾回忆说：“国军下乡打仗，只求作战方便，而不顾民生疾苦，大军一临前线，便拉夫征粮，下门拆屋，无所不为，有时为求扫清视界，不惜烧掉城堡外整街整巷。反之，共军进村入居，讲求的却是不入民居，有借必还，而且客客气气一路老大爷老大娘地殷勤喊叫。”

　　不仅如此，在接管沦陷区时，整个的接收变成了“五子登科”似的劫收。据龚选舞回忆，沦陷区民众被视为二等公民，加剧了官民矛盾，结果导致在审判汉奸周佛海的时候，沦陷区之民众竟公然为汉奸周佛海鼓掌叫好，沦陷区民众曾愤激地问：“当年国军打败走了，军队既无力带走成亿的民众，把大家留给敌人，而今便不能把这些人视为"伪民"!”

　　由于将沦陷区民众视为二等公民，国民政府在关于沦陷区民众与法币的比率上定得过好，进而变现对沦陷区百姓征收苛捐杂税，而这也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再加上孔宋家族通过秘密渠道套取国家外汇，中饱私囊，这些都加剧了金融的崩溃。

　　与此同时，龚选舞认为国统区内汹涌的学潮也成为国民政府面对的难题。想当年国共合作期间，为了打垮北洋政府，国共合作策划了学生游行示威，由此而引发的三一八惨案最终导致了北洋军阀合法性的丧失，奠定了国民政府北伐成功的民意基础，当年学潮的推动者朱家骅早已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此时他面临的则是共产党在背后鼓动的旨在推翻国民政府的学潮，正应了冯友兰讥讽傅斯年的那句话：“请看剃头者，今也被人剃。”

　　以上龚选舞所说的这些原因都被历史学家所证实，而今看来也是历史常识。此外，他所给出的另一原因则让人产生疑问。

　　龚选舞认为国民政府在当年所推行的民主宪政也是导致国民党丧失大陆的重要原因。对此他曾回忆说：

　　一直到今天，在下还是不能了解国府为何一定要在当年召开国民大会，更不明白两年之后，国府再度召开行宪国大又是为了什么。事实上，在这两次国大之间，国民党内争提名既已打破了头，加深分裂;在强迫党员“礼让”友党，当选之后立即继之以放弃之际，更造成了党内的离心与法制的破坏;此外，各级竞选之买卖选票，浪费财源，也加速了财、经的紊乱。本来，国民党便是派系的凑合，在迭经国大、立、监委以至于总统、副总统的选战之后，更是纲纪荡然，四分五裂，最后更加速了整个大陆的沦丧!

　　难道正如霍弗在《狂热分子》中所说的那样——“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妄图改革的时候”?或者说，难道宪政的实施真的不仅没有重建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反而加速了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离心力?

　　与龚选舞对行宪的评价不同，胡适对国民党的这次行宪有极高的评价，在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中，他曾写道：

　　我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的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是最后阶段，只认为是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

　　回顾台湾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政权更迭，可以说龚选舞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其实，龚选舞的这一看法就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看法。国民政府迁居台湾后，蒋介石父子痛定思痛，曾深入分析之所以丧失大陆的原因，最终他们觉得失掉大陆的重要原因就是实施民主宪政，提供了过多的民主自由，导致中共有机可乘。因此以后的方针应该是：“今后革命一切听命于党，党有主义与领导，由党指挥政治与军事。”

　　与蒋介石等人的看法不用，胡适以及国民党党内的开明派雷震、王世杰等人则认为不是行宪导致大陆的丧失，恰恰相反，而是没有充分地实施宪政，这种半吊子的民主宪政导致政府缺少监督进而腐化堕落，最终才导致了大陆的沦陷。因此今后之方针应该着眼于真正的自由中国的重建。只有在台湾充分的实行民主宪政，才会有统治的合法性，也才会对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而这也是胡适、雷震等人筹办《自由中国》的原因。

　　1949之后的台湾政局其实也就是这两个观念背后的交锋。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基于自己的认定，进一步加强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论是1955年军队中的“孙立人案”，还是1960年《自由中国》时期的雷震案，都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名而行专制统治之实，此一时期也正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最近三联出版的孙康宜的《走出白色恐怖》就是此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与蒋家父子不同，胡适、雷震等人则认为此一时期的国民政府非要充分地行宪不可。胡适曾给了蒋介石许多个人建议。党内方面，胡适建议蒋介石让国民党自由分化，进而分成几个不同的政党，由此推行政党政治。党外方面，胡适建议蒋介石要有容忍反对党的雅量。为此胡适还从道义上支持雷震组建反对党。蒋介石最终没有容忍的雅量，雷震也因组建反对党而被捕入狱。

　　可以说，1949之后国民政府统治台湾的前三十年中，正是有了大陆行宪失去大陆的观念，蒋氏父子才会紧紧封闭住民主宪政的大门。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内外交困之下，尤其是台湾民众持之以恒的努力之下，晚年的蒋经国才会最终醒悟，进而抛弃了自己过去的旧观念，重新认同胡适、雷震等人的观念。当1980年代新的反对党民进党成立的时候，面对情治部门提供的人员名单，蒋经国意味深长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而这一容忍反对党的雅量最终开启了台湾实施民主宪政的大门。晚年蒋经国的这一行为，恰恰说明他已放弃他此前的看法，重新回到了胡适指引的正确道路上来。

　　在1940年代，或许正因为有了国民政府有实施宪政的决心，也才会有了那个年代里记者的惊艳表现与法官的嶙峋风骨。遥想当年，在国事会议上，国大代表在指责军方代表作战不力时，曾有“请杀陈诚，以谢天下”的豪言壮语，当包括《大公报》在内的全国报纸一致以“请杀XX”字样刊载时，作为国民党党报的《中央日报》却一字未删地刊登出来，要知道当时的陈诚还是《中央日报》的监事长。而当蒋介石致函居正、谢冠生等人，希望法官轻判周佛海的时候，最高法院院长赵琛则立即驳回，坚持依法判决，体现了司法的独立与法官的风骨。

　　在实施宪政中出现问题是必然的，其解决的方式应该是更充分的宪政而非其他。不能因为在实施宪政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就否定了宪政。1934年许多学者对当时的民国教育痛心疾首，发出教育已经破产的论调，对此胡适曾写一篇《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的文章，同样道理，宪政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宪政。对此，罗隆基在《期成宪政的我见》中有精辟的议论，他曾说：

　　所谓成功，即中国人能遵循宪法轨道渐次求进。其实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因过去中国宪政短短试验时期之失败，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远不能成功者，殆亦类于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