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那没办法，战时没办法，他如果不把黄河决口，不把那个14师团消灭掉，14师团如果攻下来以后没有人敌得住。它有两万多人呢。
决堤引发的水灾中的撤离难民
黄泛区泥水中的国军
困于黄泛区泥水中的日军
日本报纸上对日军宣传照
郑州附近的中国政府中央救济委员会第七救济区救济黄灾第一队
摘自凤凰卫视2009年04月15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抗日战争初期，上千万的中国人历经千里的颠沛流离奔赴大后方，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凝结着一部国破家亡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讲述者刘敬坤先生既是这场大迁徙的亲历者，也是这段历史的研究者。今年82岁的刘敬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离休干部、民国史专家，他不仅著书立说，在20世纪90年代还曾经参与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翻译工作。当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老人已经为了这部书的再版进行了9个月的推敲和修订的工作。
刘敬坤年近七十才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年过八十还在对手中的大部头进行修订，他把这些归功于良好的中学教育。然而他的中学时代却是在战火和动荡中度过的。
刘敬坤是安徽人，出生在阜阳南边一个名叫霍邱的地方。1937年夏天，刚刚小学毕业的刘敬坤看见学校里来了一位军人。
刘敬坤：东北军的一个军长，因为抗战从西安那边调来，就住在我念书的小学里边。后来上海撤退的时候，这个军长在松江阻击，日本飞机来轰炸，他就炸死了。
解说：这个军长叫吴克人，是东北军第57军军长。他是刘敬坤抗战时见到的第一位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他牺牲在异常惨烈的淞沪会战当中。
刘敬坤：1937年11月13号上海沦陷，12月13号南京沦陷，这一个月的时间，第一线兵力在上海总共伤亡了30万人，整编的那些精锐军队全部伤亡了。上海撤退真是溃不成军，但是有一个特点，把它战争的重心从北方引到上海来了，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日本一直从北向南攻，那对中国很不利，因为河北、河南这都是大平原，日本机械化部队很有利作战的，引到上海以后都是一些沼泽地带，它就不利于作战了。
特别是南京失守，南京大屠杀以后，就感觉到亡国问题了。我那个时候上的是私立中学，这个校长是同盟会的，南京是12月13号失守的，12月14号早上升旗的时候他痛哭流涕，说我们对不起先总理，我们让先总理蒙难，南京失守了。那个时候南京失守对人心的刺激是非常大的。
解说：日军抽调重兵大举进攻徐州的时候，刘敬坤正在安徽省立颍州中学初中部读书。1938年4月，在徐州会战中，李宗仁组织指挥了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全面抗战的第一个大胜利。川军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捷立下了汗马功劳，著名的滕县保卫战，死守孤城的就是川军。但是台儿庄大捷之后，日军反而加紧了对徐州的包围，1938年5月，刘敬坤在学校里得知了徐州失守的消息。
刘敬坤：李宗仁从徐州突围出来了，就在阜阳指挥大军撤退，我们那个私立中学校长就去见他，李宗仁就说你们搬到河南潢川去。当天那个校长吃饭的时候就讲明天3点钟起床，4点钟就要出发，一点都没准备。
解说：1938年徐州沦陷之后，5月24日刘敬坤和老师同学们一起离开学校所在地安徽阜阳，踏上了内迁的路途。
早在1937年秋天的淞沪会战期间，148家民营工厂就已经迁出了上海，而1937年10月上旬，南京中央大学成为第一个进行内迁的高等学府，拉开了高校内迁的序幕，此后工厂、学校、政府机关以及成千上万的普通难民纷纷向西南的大后方迁徙。在刘敬坤看来，抗战期间全民性的内迁，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之下一个必然的选择。
刘敬坤：沿海必定要沦陷，因为这个大平原完全适用于日本机械化作战。抗战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一定要从东部转移到西南去，抗战前，这个蒋百里——蒋百里是钱学森的岳父，是个大军事学家——讲，中日必将一战，将来我们一定在三阳以西来抵御，来决战。三阳是河南洛阳、湖北襄阳、湖南衡阳以西，基本上抗战的形势就是这样的。所以抗战整个的形势是要从沿海向西部进发，迁移到西部山区，实际上迁移到西部山区等于是国家的重建。
解说：1938年5月24日，15岁的刘敬坤告别了家乡，跟随学校踏上了迁往大后方的路途。
刘敬坤：24号早晨我们吃过早饭了以后，教国文的陈先生说我给你上最后的一课了吧，他讲啊讲啊，就讲陆游的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陈先生给我们念这首诗，这个先生是进步的，后来也没有下落了。
3点钟起来以后，4点钟出来，走在小路上听到有个人唱“我的家……”，就听，听了以后也就跟着唱，后来一唱，哎哟，唱不动，就哭，都哭得不能走路。
解说：出发当天，刘敬坤和堂兄一起多走了30里路回家与亲人道别。没有想到，从此一别8年。
刘敬坤：我这个堂哥的母亲，还有我祖父，坚决不准我们去，说要死死到一块。我父亲讲：死到一块?留两个根不好吗?我父亲给我讲了一夜的话，我就听了两句：能念书就念书，不能念书就到军队里拿枪跟日本人拼了吧。
解说：1938年六月初刘敬坤到了河南潢川，当时潢川正是大军云集，南北城全是从徐州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军人。可是，学校在这里却不能长久地停留。
刘敬坤：到了潢川以后，广西桂系军队想把我们编到他的军队里去，结果我们这个校长(我没接触，我猜)就发电报到武汉教育部，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就派邵华和方治到安徽，他名义上讲去看安徽的学校的情况。他也是安徽人，就是那个国民党监察委员邵华，他也是这个中学毕业的，后来当过国立第8中学校长。我还记得邵华到潢川给我们讲话，说“你们都是不足三尺的童子”，他手还比划，“怎么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到后方念书去”。
解说：刘敬坤记得，是这个邵华动员学生们迁移到武汉继续求学，几年之后，也是这个邵华，作为中学的校长剥夺了刘敬坤在后方继续求学的权利。
1938年6月初，刘敬坤和同学一起从河南潢川向湖北武汉进发。这一路上，越来越多的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汇成了迁徙的人潮。
刘敬坤：我们就是跟难民一起走，晚上睡的时候有时候跟难民住在一起。
解说：这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当时难民迁移的画面。在每个难民的胸口有一个小小的白布条，这就是当时国民政府给难民去往大后方的“通行证”。
刘敬坤：只要你自己愿意走，到后方去，你到乡政府里去讲，我几个人，哪一天走，他就给你一个难民条子，白布的，上面写着名字，从那一天起就发给你一天两毛钱，规定你一天走60里路，5天到哪一个难民站，那时山里有难民站的，他到那凭这个条子，再发给你一个人一块钱，你几个人，他就给你几块钱，就那样一直到武汉。这是政府组织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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