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蒋介石唯一的长处就是领导抗战胜利(图)

　　[导读]汪荣祖：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蒋的长处或优点，但几乎找不到。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

　　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蒋的长处或优点，但几乎找不到。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汪荣祖

　　“我的人生经历很简单，研究所毕业以后一直教学到现在。”1971年,汪荣祖先生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毕业，此后在东岸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书，一教就是31年。大学所在的柏堡是一个大学城，人口不多，气候适宜，汪荣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每天上课结束就做自己的学问，写东西、看书，生活很悠闲。唯一的问题是资料缺乏，但这些也并非是解决不了的困难。“一方面我自己的藏书很多；另外，柏堡离美国国会图书馆开车只要4小时，借书很方便。”在这种安静的环境当中，汪荣祖的兴致很高，学术上也取得了越来越丰沛的成果。至今，他已经出版了《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学九章》、《蒋介石评传》（与李敖合著）等16本中、英文著作。

　　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在这“简单的人生经历”背后，是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萧公权、钱锺书、何炳棣、李敖……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经历，也谈到了徐子明、萧公权、钱锺书等对他一生学术产生的重要影响，还谈了他对胡适、蒋介石等人的研究或评价。

　　学业、学问及师友杂忆

　　读书报：您祖籍安徽，出生在上海，后来是怎样的机缘去了台湾？

　　汪荣祖：这与我父亲早年在上海吴淞商船学校读书有关。这所学校于前清成立，民国时期一度中断办学，到民国二十多年才恢复，我父亲是恢复后第一届学生。毕业以后在船上做大副，后来一直做到船长。台湾光复后，港口都是日本人掌控，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中国人。因为牵涉到国家主权，1947年我父亲和其他好几个资深船长被派往台湾当领港。

　　读书报：您在台湾的求学经历大致是怎样的？

　　汪荣祖：“五四”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完全西化了。从幼儿园、小学开始都讲白话。像陈寅恪、钱锺书他们那种家学式教育没有了。可是我比较幸运。我10岁的时候，大陆很多人（大部分是军人，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逃难到台湾，因为父亲在台湾组织成立了安徽同乡会，一些同乡来寻求帮助，其中有一个叫吴博全的，因为没有工作，就经常来我家里教我学古文和旧体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前清翰林许承尧的学生。

　　当时我也是稀里糊涂跟着他背古文。我现在会做诗，全是因他的教导。有了这样一个底子，我就对文史有了兴趣，高中时就已经开始读前四史。

　　读书报：您跟着吴博全学了多久的古文？后来和他还有来往吗？

　　汪荣祖：大概就在我10岁、11岁那几年吧。后来他到了台北，而我们家在南部，彼此几乎没有联系。我到台北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总编辑。后来他到了《联合报》。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从美国回来时，他当时已经是联合报的股东。他60多岁因病过世。我蛮感念他的。

　　读书报：台大历史系读书的经历对您后来有何影响？

　　汪荣祖：当时的台大历史系很不错，集中国南北之精英，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的都有。但后来我发现真正第一流的学者像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人都没到台湾，去的人中有清华的刘崇，中央大学的沈刚伯、张贵永等。

　　读书报：这些学者中，对您影响最深的是谁？

　　汪荣祖：大学念书期间受惠最多的还是来自中央大学的徐子明先生。他在南洋公学和陈寅恪同过学，后来留学美国。当时一个德国教授很欣赏他，请他到海德堡大学深造。民国四年他回到北大教书，傅斯年是他的学生。可是他反对新文化，反对胡适，认为他们把中国的传统切断了，所以一直批胡。这导致他后来在北大呆不住，到了中央大学。因为反共，后来又跑到台湾。可是在台湾，高校里还是清华、北大派掌权，傅斯年在台大做了校长。他很反感，就被边缘化了。

　　读书报：这位徐先生的学问如何？

　　汪荣祖：相当有学问。然而学生们把他看作老古董，很少有人选他的课。他的专业是西洋史，他开的西洋史课一个学年只有我一个学生，我也不敢逃学。后来他开始教国史选读，目的就是教文言。他说胡适搞新文化运动，学生看古文像看天书一样，他要拯救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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