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慰安妇（配图）
在日军侵华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因为种种原因，大部分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受害人都已经相继离开了人世间，许多人至死都没有说出自己的那优悲惨而又羞辱的经历；目前仍然活着的受害人已为数不多，并都是高龄多病，她们要把自己的那段经历告诉所有的人，要把那段历史告诉所有的人。
本文摘自《血痛》，作者：陈庆港，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生于1927年12月，海南陵水县鸟牙峒人。1942年春被日军抓至砧板营军营长期奸污，3个月后被押往崖县藤桥慰安所成为慰安妇，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
椰林越来越密，路越来越窄。在离开公路后不久，车终于停了下来。通往村里的路变成了一条只能容一人穿行的小道。同行的人告诉我，由于偏僻，几十年来鸟牙峒变化很小，60多年前日本人进村走的也是这条小道，这是进村的唯一一条路。
小道两边密密的椰林间，隐约看见搭建在其间的房屋，人们透过密密的树隙悄悄地打量着进村的人。
鸟牙峒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1940年9月，日军侵占了鸟牙峒，在鸟牙峒建立据点后，日军即在鸟牙峒军营中设立了“慰安所”，当时仅4000余人口的鸟牙峒，就有20多名少女被强迫抓去充当了“慰安妇”。“慰安妇”中年龄最小的仅十三岁，最大的不超过十九岁。
在村子的中心，我们来到了一排低矮的小屋前，屋前有块不大的平整场地。带我进村的人就站在屋前那块平整的场地上喊：“阿婆啊！”这时从小屋侧面的一间用椰树叶搭成的茅舍里，探出一位老人的头来。我知道这就是陈亚扁阿婆了。
老人把我们领进堂屋，屋里有些暗，潮湿。堂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光洁的席。老人请我坐到床沿上，然后就赶忙转身进了房间里，不一会出来时，她一边用手扣着纽扣，一边用手抹着头发。老人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裳。
老人就坐在我对面的一张小矮凳上，同行的人用海南话告诉她我是记者，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她。老人便点头，朝着说话的人，也朝着我，然后就看着我，像在期待着回答我些什么。
而事实上第一次在衬亚扁阿婆家，我什么也没有问她。我和老人面对面的坐着，这时她17岁的孙女来看她。老人拉着孙女儿的手，亲切而又平静地说着话。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明白，那时我只是一直在猜想老人当年被日本兵抓走时，是不是和她的孙女儿一样的美丽？老人在看着孙女儿时，不知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那段凋零的花季？
第二次去陈亚扁阿婆家，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时她仍请我坐在那张铺着光洁的席的木板床上，她仍到边屋里换上了那件干净的衣裳，然后仍坐在我对面的那张小矮凳上。但这次她没有看着我，而是拿过放在墙边的那个用塑料可乐瓶改造成的水烟筒，她慢慢装好烟丝，然后将烟筒堵在嘴上，点燃。老人深深地吸了一下，又长长地吐出一口白烟，说：“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你问吧。”
老人再次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再慢慢吐出。她并不等我问，便开始了她那辛酸地叙述。
1942年，乌牙峒的春天和往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到来了。门前屋后的椰树并没有和其它的季节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由于一场接一场的雨，让这个春天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冷些。
我出生在1927年12月16日的那天清晨，1942年那一年我刚刚15岁。因为出世的时候，浑身红润，脑儿扁平，长得非常可爱，父亲就把我取名为“亚扁”，“亚扁”在黎语中是美丽非凡的意思，父亲希望我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我的父亲陈其义是甲长，他精明能干，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很受乡亲尊敬；母亲善良贤淑，善于持家。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排行老三。虽然家庭谈不上富有，但吃穿应酬一年四季不愁。我就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当时，我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编织桶裙，和我一起在家干活的还有刚过门的嫂子，和还没出嫁的姐姐，她俩在舂米，我们三个人边干活边说着话。
突然，两个日本兵闯进了家门，我们姑嫂三人被端着枪的日本兵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是好。日本兵叽哩咕噜地讲了一阵日本话，眼睛在我们姑嫂三人的身上一遍一遍来回地扫着，最后停在了我的身上。这时两个日本兵就将被吓呆的姐姐和嫂子赶到屋外，然后拉起惊慌得浑身发抖的我调戏。他们先用匕首割断系在我身上的连着纺车的缠带，接着就拼命地在我身上乱抓乱捏，最后剥光了我的衣裙，把我按倒在地上，轮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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