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以来中国与邻国的领土谈判:以中苏边界为例

　　自4月份以来，中国南海边界问题持续发酵，为各方瞩目已逾两月。现实问题很自然地带出很多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边界谈判之得失，不可避免地也成为热议话题。

　　就目前的资料披露及学界研究情况而言，毛泽东时代的中苏边界谈判最为充分。本期专题，即以中苏边界谈判为切入口，以管窥新中国前三十年对领土问题的处理的得失与教训。

　　中共建政前，中苏间已存在三种边界线三笔领土账

　　中苏之间的边界领土问题由来已久。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始，中俄边界冲突就没有停止过。1840年之后，中国的国势急转直下，中俄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沙（苏）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鲸吞愈发加剧。到1949年中共建政，中苏（俄）之间已存在三种“边界线”，三笔亟需算清的“领土账”。

　　三种“边界线”

　　所谓三种“边界线”，指的是：1、条约线。从尼布楚条约开始，到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俄）之间已经形成一条依靠诸多不平等条约构筑起来的边界线。虽然自民国以来，历届政府都从未正式承认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但也从未正式宣布过不承认这些条约；条约线实际上获得了默认，也成为中共建政之后基本认可的中苏边界线。

　　2、苏图线。顾名思义，即苏联方面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所标的边界线。苏图线在许多地方偏离条约线，把边界线画在中国境内，有些地方偏离的幅度还相当大，事实上违约划走了中国的领土。如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的边界线几乎全部画到中国岸边，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划归了苏方。自民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一向不承认苏图线。

　　3、实际控制线。苏方的实际控制线在许多地段不仅大大越过了条约线，而且还越过了苏图线，等同于强占了中国领土。中方的实际控制线基本没有越过条约线，只在某些地区越过了苏图线而已。

　　三笔“领土账”

　　因为上述三种“边界线”，中苏（俄）之间出现了三笔“领土账”。第一笔，是沙俄以时代以西方国际法的条约形式占据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一大批不平等条约，民国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政府为谋求与中国建交，而改变了对华政策，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苏俄政府所愿意废除的，仅仅是涉及领事裁判权、租界、最惠国待遇等内容的条约或条款，而对涉及两国边界问题的条约或条款，则坚决不肯让步。北洋政府曾在1926年的中苏界务谈判中要求苏俄按照其对华宣言归还沙俄时代用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领土，但苏方拒绝承认所有中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谈判无果而终；这笔“领土账”就此遗留了下来。

　　第二笔，是三种“边界线”并存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总面积为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和争议岛屿。主要包括：中苏西部边界上的19块争议地区，面积达3.4万平方公里，最大的帕米尔地区面积为2.8万平方公里；东部边界有争议岛屿600余个，此外还有大量河滩地，最大者为黑瞎子岛，此外在陆地边界上苏联也多有侵入中国一侧的情形。

　　第三笔，是两处面积达1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中俄历史上签订的条约明确规定这些地区属于中国，但沙（苏）俄却通过武力强行占有拒不归还。其一是唐努乌梁海地区，面积约17.1万平方公里。沙俄先是在这里扶植了一个以自己为“宗主国”的所谓“保护国”，1921年又扶植其成立所谓的“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图瓦人民共和国”成为“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州”，被正式并入苏联，1961年又成为了“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图瓦的国家主权；其二是面积约4500多平方公里的江东四十二屯。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划给了沙俄，但条约保留了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在原地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1900年沙俄军队强行占领该地后始终没有归还。

　　1949年前，中国政府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基本态度是回避

　　北洋政府1926年的谈判努力失败之后，中国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因为要应付日本的入侵，南京方面虽然在一些具体边界纠纷上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交涉，但对整个中苏边界不平等条约问题，则始终采取回避态度，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对中苏边界问题不置一词。其目的，前者在于希望维持苏联在中日战争中对中国的支持，后者则是希望在国共纠纷中尽量不刺激苏联将其彻底推向中共。

　　在中共方面，1945年之际，同样希望取得苏联的支持，故而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书面报告中赞扬道：“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这实际上等于从政治层面上肯定了中苏之间已不再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但中共领导层也并非对中俄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毫无感觉，当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已成定局，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造访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时，毛泽东就曾试探性地提出了外蒙古回归中国的可能性，结果遭到了斯大林的严词拒绝，毛泽东只得表示以后不再提此问题。同年6-8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在7月4日向斯大林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提及蒙古问题，报告指出，“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此时，中共已经公开表明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了。

　　五十年代：新政权对中苏边界问题采取回避策略

　　整个五十年代，无论是中方，还是苏方，都无意将两国的边界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而且由于中方“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以及中苏友好的宣传基调，中苏边界问题被解释成一个暂时存在，而未来必然会消失的问题；国内民众对中苏领土纠纷的历史与现状，更是完全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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