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与国人的“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之梦

　　1932年度事件：中华复兴社

　　关键词：法西斯主义 一党独裁 国民党 知识分子 独裁与民主

　　“打倒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政治口号。口号虽然简单粗暴，但也并非捕风捉影凭空捏造。1930年代，蒋介石确实一度认为“法西斯模式”是拯救中国危亡的最有效的办法；同时怀有这种看法的，还包括诸多的青年国民党人和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贬义词，相反，它承载着许多人沉重的强国之梦……

　　蒋介石与国人的“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之梦

　　1932年3月，以贺衷寒、桂永清、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人为首的一批国民党青壮骨干，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复兴社”的秘密团体。多年之后，这个组织在历史留下了一个“法西斯特务”的标签，其政治理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以“法西斯主义”救中国――则随着“法西斯”一词在40年代的臭名昭著，而湮没无闻。

　　回溯“中华复兴社”的成立，实是蒋介石的意思。骨干成员康泽后来回忆，复兴社成立前，蒋氏多次召集他们谈话，其中语多痛切，譬如某次谈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编辑注：此处指1931年因东北沦陷，各地出现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抗日请愿）；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据康泽说，“中华复兴社”的名字，乃至“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十六字纲领，也是蒋氏拟定的。

　　1930年代，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迷梦

　　对复兴社而言，十六字纲领其实是大而空的。真正指导社团政治活动的，是1930年代国人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迷信。上海《社会主义月刊》1933年第1卷第7期刊登有一篇署名“冠山”的文章《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文章极具代表性，很能反映1930年代国人对“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热望。作者开篇即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

　　“沈阳吉林陷落了，黑龙江陷落了，锦州陷落了，山海关陷落了，热河陷落了，长城一带与滦东各县陷落了。虽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外患的威胁之下，然而像这样的丧土失地，还是第一次。本来内部的贫乏与不安，已经使国本动摇，民生日蹙，现在再加上这样严重的外患，在内外夹攻之下，使中国民族的运命，几如风中残烛，使每个国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出路？这是每个中国人民所必须了解的。”

　　【“事实上，只有‘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

　　作者总结了近代以来东西方四种落后国家实现民族崛起的模式：1，苏俄式的共党主义革命；2，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3，法国式的民主革命；4，意大利式的法西斯蒂革命。作者分析的结果是，除了第四种模式，其余模式均不适用于中国：

　　“这四种方式中，那一种合适于中国国情？那一种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以上四种方式――苏俄式的，土耳其式的，法兰西式的，意大利式的――已有三种（前之三种）是不适于中国现状的。除此四种方式以外，尚有一种没有成功过的方式，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但是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更没有实现的可能。本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调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一种改良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国家，如以前的德国，以及英法各国，才有部分实现的可能――但也仅仅是部分的实现。在中国，资本主义既不发达，社会民主主义根本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

　　“……事实上，只有‘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意大利在大战以后，几有国亡家破之叹，如果没有法西斯蒂运动，则意大利只有覆亡的前途，决没有复兴的希望。德意志也是一样。经过了战败的牺牲，德意志已到了绝望的境地，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都不能把德意志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然而‘法西斯蒂’的运动，拯救了德意志的运命。因此，‘法西斯蒂’的运动可说对于一切濒于死亡的国家与民族的起死回生的唯一的仙丹，回顾我们中国，现在处境之危，尤甚于昔日之意大利与德意志。苏俄式的共产主义，法国式的民土革命，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等，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已如上述。所以除了仿效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蒂精神，以暴力奋斗外，决没有其他出路。”

　　【“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

　　作者还希望国民党能够负担起领导中国的“法西斯蒂”运动的重任：

　　“既要推行法西斯蒂运动，就需要有一个中心的领导机关，具体的说，要有一个法西斯蒂党。但事实上，中国的危机，已追在眉睫，要在最短期内，把无组织的民族组织起来，这是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从无组织的群众中去组织新党，而只有从现成政党中去彻底改造。……中国的既成政党，实际只有国民党与共产党，除此以外，虽有青年党社民党产业党第三党等名称，组成则仅有招牌，或则仅有空气而并招牌亦无之。这些‘野鸡党’（即不成党的代名词），当然够不上担负法西斯蒂运动的任务，至于共产党，本是与法西斯蒂绝对对立的东西，况且严格的说来，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成为一个党。他们已经没有主义，没有政纲，没有策略，所有的只有杀人放火的暴行而已，所以只能称之为土匪集团，不能称之为党，如此，则明白的，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名为“冠山”的作者，对自己所阐述的“法西斯蒂”概念的内涵，有明晰的认识。冠山说：“法西斯蒂的最高原则，就是救国，这就是孙先生所说的三民主义的任务”，因为孙中山曾说过：“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冠山还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蒂的民族至上主义都可谓不期而合”。因为孙中山曾说过：“我们的地位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为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主义来救国”。30年代国人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出发点，与冠山这种“民族至上主义救中国”的路径，完全一致。

　　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热衷，正如学者易劳逸所总结的那样：“在30年代，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以一种有害的或倒退的教条的形象而出现的。与此相反，法西斯主义好象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前列。自1912年后，在中国，建立议会政府的尝试总是伴随着明显的悲剧性的结果，而且在全世界范圈内，民主与自由放任主义被拒绝，一人统治或一党独裁受欢迎。……拒绝接受一种已在意大利和德国证实是富有效率的制度，拒绝支持这种具有明显的历史功用的政府制度似乎是愚蠢不堪的。”更何况，在1930年代，中国的国家存亡已经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上升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高度，法西斯主义这种已被证实具有迅速强国效用的手段，受到国人的热切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

　　复兴社希望全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

　　具体到复兴社，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将蒋介石塑造成一个“法西斯领袖”，是其自始至终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即便是复兴社日后被“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取代，这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追求，也并没有被放弃，仍被“三青团”继承了下来。

　　【刘健群：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是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贺衷寒：晚近复兴的国家，无一而非举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达成其复兴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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