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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质问德籍女八路:八路军怎么能有外国婆娘? |
| www.sinonet.org 2012-03-24 凤凰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本文摘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作者：程远行，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在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许多无名英雄，他们的功绩，使后人赞颂；他们的勇敢精神，使后人激动不已，特别是来自法西斯策源地德国朋友的无私贡献，更令后人敬佩。
有一位德国姑娘，名叫安娜利泽，曾是柏林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研究生，精通德语、英语和法语；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早年在德国，她为了抵制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多方活动，开展斗争，曾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
监牢之苦并没削弱她那反法西斯的斗志。她被营救出狱之后，便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中国，改名王安娜，并继续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
王安娜在中国的活动和工作，由于王炳南的关系，均得到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关照和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她悄然回国。而她留给中国人的、特别是知情人的印象是美好的。主要是她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她作出了别人难以付出的贡献。
她的成功事迹难以全面介绍，仅就给我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介绍如下：
一、第一个八路军的外国女少校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天，在重庆，王炳南通知王安娜说：“周恩来请你去见他，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你去办。你刚从香港回来，也没好好休息。看来，你没有时间休息了。”
王安娜听王炳南说有新任务，又是周恩来亲自安排，感到自己在中共中央的心目中还有一定位置，非常高兴。但不知这件要办的事情是南下，还是北上。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她自我感觉都是很有把握的。如果是南下，她已受命去过印支，去过香港，还去过南线搞联络、搞运输。这些任务对她说来，早已驾轻就熟；如果是北上，到华北前线，那更不难，她既有去长沙、南昌前线的经验，又有去延安的经历，可以说，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挠不了她去完成任务。
她怀着十分自豪的心情，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出迎，并把王炳南夫妇领到了他的住房，还招待他们喝茶、吃花生。气氛虽然比较轻松，但王安娜仍急着要知道周恩来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她去办。
周恩来对王安娜说，有一个紧急任务，只能由她去办。也只有她有条件把这件事办好：“请你前往贵阳去一趟，去接收一批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同时还要和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商谈一下今后的合作问题。”
王安娜立即表示：“这一任务我一定会办好的。接收和运输这类物资我已办了好多次，已摸到了一些头绪。南部边防的海关和边卡我也都熟悉了，办起事来，都比较容易。至于和林可胜博士商谈今后的合作问题，我认为更为方便。林可胜博士和他的秘书都和我很熟。我和他们的关系是孙夫人（宋庆龄）给我建立起来的。这次让林博士和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极为容易。我去一说就行了。况且和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也是红十字会会长应该做的事，也有他们的需要。”
周恩来频频点头，很欣赏王安娜办事的爽快劲，说的话也在理，正要说什么，只听王安娜又接着补充说：“我是‘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的代表。我正要找机会向林博士谈谈 ‘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计划。巧得很，机会来了。”周恩来很高兴看到一个德国人对我军、我党的工作这么投入，连忙表示相信此次贵州之行，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而且还可以一举两得。接着他还说，让王安娜只身一人，走南闯北，为我们工作，实在有些不安，还不知在沿途上会有什么困难。
在提到沿路有无困难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忙说：
“我会让八路军办事处发给你一张军用通行证，同时，我们任命你为八路军少校。有这样的身份，路上即使有人要检查证件，对你多少也要客气一点。”
“感谢周恩来先生考虑得如此周到。我会很珍视这一张去贵州的通行证。”王安娜并非有意强调此证专为去贵州之用。
“不，不只是去贵州可用，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去华北前线，也会有帮助的。”
“我很高兴。这种幸运，别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一定要认真地去完成任务，不会辜负周先生的期望。”
王安娜说着便和王炳南一起离开了八路军办事处，回到自己的住处，立即投入行军前的准备工作。
王安娜在出发前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了一个八路军少校军官的军用通行证。
许多人都认为办理这个通行证，是组织上对她的关照，也是她应该获得的待遇。然而，王安娜却不完全这样看。她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关怀，感谢组织上给她办理了军用通行证，但她本人对证件这类东西，从来就不当回事，可有可无。她的办事哲学是靠本事，而不靠依赖什么。
一路上，她不愿麻烦别人，却很愿意帮助别人。
有一次去印度支那的边防上，许多执勤的法国人和王安娜相处得很熟。因为这些法国人大部分都出生于亚尔萨斯――一个法国东北部讲德语的地区。这些法国人听到王安娜讲德语，好像见了老乡，格外亲切，因而只要听说是王安娜要运输的货物，都一律免检放行。这样一来，王安娜在南疆边防地区就出了名了。许多地方官员或私商纷纷来求王安娜帮他们办理运输出境手续。这些要求，王安娜从不拒绝，有求必应，但她从不向人家索取什么。有的人要给她送红包，都被她婉言回绝。
王安娜在中国那些年，不论是受孙夫人委托办的事，还是周恩来委托办的事，她脑子里想的是如何高效、高速、准确地把事情办好，从不把周恩来或孙夫人二位的大名挂在嘴上。当她自己遇到困难，都是自己设法克服，从不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去搞特殊。
有一次，王安娜由南疆边防要去南宁，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无法上路。正巧碰上一位在河内一家餐厅里相识的年轻医生。这位医生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他有车去南宁。王安娜便和他商量搭他的车，她说：
“我因需要，必须明天赶到南宁，然后北上，现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求你帮忙，搭乘你的车。”
“很抱歉，不是我不帮忙，因为红十字会有规定，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不得乘坐红十字会的车。”
王安娜很有礼貌地又说：“这个规定，我也听说过。如果我不是为了急于北上，也就不来麻烦你；如果不方便搭车，你也别为难，我也不麻烦你了。”
这位年轻医生看到这位和气的外国妇女，也不便生硬拒绝，便勉强同意王安娜搭车，但他一直很不情愿。一路上这位年轻医生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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