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中国成了朝鲜很多冒险行为的“屏障”,并因此导致自己的安全环境恶化,其他一些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心生疑虑。“走出历史”,检讨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至少可以减少调整政策的障碍。
近年来中国安全环境恶化同朝鲜半岛局势有直接的关系。自2009年4月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以来,那里突发事件不断,局势有时极度紧绷。中国因地缘邻接和当年的抗美援朝而极深地介入朝鲜半岛局势,故不得不经常在复杂尖锐对立的局势中做出相当困难的选择。对每次选择的效果都会有不同的评估,围绕中国对朝鲜政策的争论会越来越尖锐。这里打算补充的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检讨。所谓历史经验就是近代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地缘战略思维留下的深刻烙印,它导致中国人一直认为朝鲜半岛是“战略安全屏障”,后来又因冷战造成的南北分立而使这个“战略屏障”限缩到北朝鲜。
中国是有丰富的地缘战略思想的国家。自古以来,中国人是用“天下”的概念来界定自己所能看到的世界,然后从中心来看天下,于是便有了“天子守在四夷”之说。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导致中国地缘安全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中国人开始用所谓“强邻环伺,虎视鹰瞵”来描述国家的地缘安全处境,这反映了日益增强的不安全感导致的对周边环境认知的根本改变,周边地区从藩属变成为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安全缓冲或屏障。
1881年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给光绪皇帝上了一个奏折。他写道:“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砾,与国同休戚者哉?”这个奏折对周边变化的阐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中国人对周边地缘战略认知的一次转折。在中国人的地缘安全观念中,控制住周边也就成为中国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基本追求,以及外交的一个基本任务。后来很多的中国政治家如孙中山等,都是这样思考朝鲜半岛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深受影响。 爆发于冷战之中的朝鲜战争将朝鲜的地缘战略价值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历史学家们在冷战结束后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明,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原因十分复杂,它同美苏冷战和中苏结盟有很大的关系,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斗争,朝鲜当时还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东方前哨”。不过,在为抗美援朝而展开的大规模政治动员中,最能打动人心的话语还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一类话语,“抗美援朝”因为有了“保家卫国”才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这简单明了地揭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地缘关切。
近代历史和朝鲜战争给中国人留下了经久的战略记忆,直到今天仍然萦绕于很多人的心头,支配着他们的思考。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评估这种历史记忆的现实价值,因为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外部的冷战结束和内部的改革开放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近代被视为强敌的国家今天几乎都是中国被冠以各种名头的“伙伴”,如“战略”的、“合作”的、“和平”的等等。就算当年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的美国,40年前开始与中国结成共同抗衡前盟友苏联的“准同盟”;30年前与中国建交;近些年成了两个“利益攸关方”,两国领导人还都说他们是好朋友,虽然他们也没有讳言两国也有冲突的领域。当然,“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总还是要提起。不过既说不清“西方”是谁,也很难想象哪些国家还会像100多年前那样一路打进北京。
看看中国四周的现实,当年的“强邻环伺”已经变成今天的“弱邻环伺”,那些领土纠纷都是与邻里之间发生的,这时谁也成不了中国的“屏障”,而且有的“屏障”根本就是麻烦的根源。尤其是经过二战民族解放运动洗礼之后,没有一个周边国家(包括朝鲜在内)会愿意被别人当作“屏障”。特别是周边国家很容易将那种“屏障”论解读为中国“中央王朝”心态的反映,从而心生反感。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朝鲜还是中国的屏障吗?不是,倒是中国成了朝鲜很多冒险行为的“屏障”,并因此导致自己的安全环境恶化。那里的决策者甚至会认为同中国进行这种博弈是理所当然的,毫无感激之情,因为反正都是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这种认知不仅会成为导致两国关系出现问题的深刻根源,而且会使其他一些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心生疑虑,应该承认他们的某些看法与中国对朝鲜政策是有关联的。
历史经验既可以使人明智,也会使人变得很保守,关键是要承认每一种具体历史经验的时空局限。中国对朝政策并不仅仅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这项政策走到今天这样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不过,“走出历史”,检讨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至少可以减少调整政策的障碍。(作者:牛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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