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铁证南京大屠杀不容否认 屠杀令来自军方(图)

图为南京的池塘布满中国遇害者的尸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接见到访的友好城市中国南京市代表团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海内外激起强烈反响。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有必要根据受害者中方、加害者日方和当时处于第三方中立地位的西方国家的文献资料，厘清史实，以正视听。

　　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张宪文 教授）

　　为了给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第一手史料，并且也为了更加有利于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谬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联合海内外20多个大学、档案馆、研究机构的100多位教授、研究人员，共同开展史料的搜集和翻译工作。他们花了十年时间，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档案馆、图书馆及各类史料收藏机构，征集了大约5000万字的文献和档案史料、口述史料及当年的报纸、刊物等出版物。其中包括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的原始资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翻译、编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4000万字共72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

　　史料集的出版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这些原始文献，不仅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史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此人类惨剧的重要证据。

　　史料集收录了日军连续不断地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南京与来犯的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的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战斗详报、战斗序列等。

　　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原始资料，其中有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及伪政权掩埋尸体的具体记录，也包括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和毁尸灭迹的材料。埋尸记录，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证据。

　　史料集收集了大批侵华日军特别是入侵南京的日军将领和官兵的日记、书信和证言。他们在日记中记载了其屠杀行为、内心感受等。如收录了1938年担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陆军大将俊六的日记、战争后期担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的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的《战地随想录》、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阵中日记》、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饭沼守的日记、第16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以及时任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的石射猪太郎的日记等。这些日记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史料集收录了一批西方国家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材料。当时，一批美、英、法等国的传教士、新闻记者、教授、医师、商人及驻华使领馆人员，出于人道主义，以中立者的身份，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受难的南京市民。他们是日军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他们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细、真实地记录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许多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的驻宁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批第三者的亲历材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史料集收集了战后中国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从1945年底至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深入南京市各区、各街道，重点调查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况，特别是日军大屠杀暴行事实，这些调查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史料集还收录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以及一批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有幸存者市民、幸存者官兵和外籍人士的回忆和口述材料等。这些幸存者都对日军暴行做了血泪控诉。

　　总之，日军在南京实施大规模的屠杀行动，证据确凿，材料数量之多，可以形容为“浩如烟海”，任何人都无法否定这场暴行。日本右翼诬蔑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制造的谎言，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方面的证据

　　（姜良芹 副教授）

　　1.屠杀

　　中国守军教导总队营长郭歧亲眼目睹了南京的惨剧，1938年他逃离南京后，曾写成《陷都血泪录》：“日本皇军的检查手续既严密又彻底，加诸每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要通过检查，必须得通过摸头、验额、验肩、瞄腰、看手等关口。日军以手上的老茧、帽印等体貌特征进行甄别，使许许多多的普通市民也被日军当作中国兵加以屠杀。亲历者市民王秀英回忆说：“南京沦陷前，我家十余口人，到宁海路难民区避难。1937年阴历冬月十四日，日本兵突然冲进难民区，以检查中国兵为名，凡是头上有帽箍、手上有老茧的，都认为是中国兵，大批大批拉出去。我父亲和大哥也被拉出去了。事后知道是拉到下关江边集体枪杀了。”

　　市民夏淑琴一家遭遇之悲惨，是南京无辜居民遭遇的典型写照。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30人闯入了九口之家夏淑琴的家中，将她的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小妹妹等7人全部杀死，当时8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大妹妹夏淑芸因身体瘦小、躲在床上的被子里没有被日军发现，才侥幸活了下来。1939年4月27日，伪南京维新政府的官员王鸿恩在一次讲话中，也隐晦地道出了日军的屠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南京市人口在事变以前，即党政府的全盛时代，计有人口一百零七万之多，及至事变后，人口骤减至十七万之数，相差几达九十万。此中原因，固然是一部分的民众受了蒋介石的恶意宣传，相率逃避，而其中的一部分则因误会或种种不可避免的关系而罹难散失与牺牲。……后来日本军队进城了，因为肃清残敌又杀死了好几万人，而中间最悲惨的一件事，就是一般无辜的善良民众，因为当时没有明显的识别，日本军队不能认识他们，听说也死亡了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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