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军方官员称其境内出现中国私人安保队伍(图)

　　媒体称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中国政府才会派遣自己的部队或警察保护身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不过，这一现状可能会有所改变。据苏丹军方官员透露，苏丹已经出现了一支来自中国的私人安保队伍。

资料图：安哥拉卢安达（Luanda）郊区一处建筑工地内的中国保安。

资料图：中国保安在进行射击训练。

　　1月31日，25名中国人在埃及被一伙贝都因人扣押（目前已经释放）。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评论称，中国人被劫持暴露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随着中国扩大在全球各地的投资，中国在动荡区域的出现率升高，在这些地区活动的中国人也逐渐成为了袭击目标。

　　全球化的风险

　　据中国和埃及的媒体报道，25名中国人是在埃及北部西奈半岛被一伙当地人扣押的。美联社报道称，这伙人属于一个受到“基地”组织影响的团体，他们要求释放2004年塔巴地区爆炸案和2005年沙姆沙伊赫爆炸案中被关押的部族成员。

　　自2010年夏天起，埃及一些与外界隔绝的部落（包括贝都因人）曾多次与埃及安全部队发生摩擦。西奈半岛人口并不多，这一地区的暴力活动是在去年埃及爆发大规模街头抗议以来才逐渐上升。不少贝都因人部落首脑表示，由于缺乏就业机会，他们不得不从事走私、绑架活动。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近年来对石油、铁矿石和其它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中国因此出现在了一些其他投资者未必敢去的国家和地区，如利比亚、埃及、苏丹等。那些动荡国家的政府也依赖于来自中国的资金，他们欢迎中国公司和中国人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而对于反政府分子和罪犯来说，中国人也因此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通过在风险地区的投资，中国要在西方竞争对手罕至的地方打开天地。普华永道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与非洲经济问题专家哈利・G・布罗德曼说，中国要在非洲开展工作，就肯定会成为一系列组织的目标。

　　研究中国在非洲商业活动的专家德伯劳・布拉提加姆说：“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曲线，是全球化的代价。”

　　出国打工者增多

　　《每日电讯报》评论称，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向海外投资。联合国贸发组织提供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达到68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三年前的三倍。

　　中国的工人们也正在走出国门。布拉提加姆的研究数据显示，2010年，有84.7万名中国劳务工人出国打工，其中有近23万人在非洲工作。

　　美国《纽约时报》称，这一事件凸显了中国向世界上一些最动荡的国家派出越来越多工人所面临的风险。过去十年中，中国向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派出大量工人，在这些西方公司不愿涉足的地区建造高速公路、机场、桥梁、大坝和其他一些大型工程，从而成为这些地区主要的基础设施工程承接方。中国国有企业派人从事其中的大部分工作，而不是培训当地的工人，这种做法有时能够更快见成效，但也会造成与当地人的疏离，从而置中国工人于危险的境地。

　　去年的一些事件也表明，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力度正在加大，在一些过去难以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存在感明显加强。2011年2月，中国开始从利比亚撤侨，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数据，共有3.5万余名中国公民从利比亚撤离。2011年10月，中国在坦桑尼亚两家民营企业接连遭到持枪歹徒抢劫，1名中国女性公民不幸中枪不治身亡。2011年10月，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区域被枪杀。

　　如何保护海外中国公民？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中国政府才会派遣自己的部队或警察保护身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中国驻埃塞俄比亚的一名资深外交官表示，中国外交部会对动荡区域发布旅行警告，就像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样，但是是否听取警告是由各个公司自行决定。

　　不过，这一现状可能会有所改变。据苏丹军方官员透露，苏丹已经出现了一支来自中国的私人安保队伍。

　　《环球时报》评论称，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走出去”的阶段。今天中国的“走出去”，是要在别人已经瓜分的市场中，寻找“被忽略的角落”，“淘出”自己的发展空间。

　　欧美国家当年对“新世界”的开拓，国家机器成为主体，军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中国小心翼翼地向外迈步，大都是企业打头阵，中国工人以及商贩站到了最前沿。尽管这当中有很多中国国企的参与，但近代大国的对外开拓中，企业和工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中国这么重要。

　　中国离不开走在向外开拓的一线工人和商贩，但国家的力量却不足以在极其分散的地域中保护他们每一个人。中国在境外落后及动荡地区的侨民，往往是大国中最多的。向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保护，是中国国家安全碎片化的超级课题。世界各地中国公民每个人遇险，都可能触动整个国家。而现在很多境外中国人的自我保护能力都不达标，与中国使领馆或华人组织没有联系，个别公司冒险经营的收益与安全比没有经过认真评估。

　　国家投向保护境外公民安全的资源在快速增加，境外公民和公司的安全投入必须增加更快。中国政府除了完善驻外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机制外，还应根据高风险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有效动员中国公民和中资公司增加安全投入的机制。

　　中国崛起过程的公民生命代价应当是最低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