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原子弹这样的新东西，中央高层一直十分关注。“纸老虎”这样的说法就是这种关注的最初体现。毛泽东在1946年8月6日，即美国首次在日本使用原子弹一周年的时候，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关原子弹的提问时，举重若轻地用了“纸老虎”(PaperTiger)一词，被直译为“PaperTiger”两个英文词而传向全世界。尽管这样的回答在外国人眼里似乎带有某些戏谑的成分，但在中国人眼里这丝毫没有歧义，他表达的是对真的会吃人怪物的蔑视，以及自己毫不在乎的睥睨。这个思想在1945年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时，就有了萌发的契机。这一天，《解放日报》在刊登长崎爆炸原子弹的消息时，将原子弹爆炸高度评价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毛泽东对这样的评价颇为不悦，便召集胡乔木等宣传干部谈话，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又说了类似意义的话：“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就说出了让全世界震惊的话语：“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西方人可能不理解，你们的最高领导人说它是“纸老虎”，可为什么你们后来又要花大力气搞“纸老虎”呢?
对此，1958年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一番话，可以作为回答：“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简单说就是：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
当然，这和美国多次威胁对中国使用“纸老虎”有关，也和苏联无情地撕毁援助协议有关。其实，据有关资料说，早在1946年，中共安全部门负责人康生就曾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回国。中共在没有建立新中国之前，就梦想着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与毛泽东一再宣称原子弹是“纸老虎”，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更无从说不重视。另一个例子是，1949年二三月间，钱三强准备趁去巴黎出席4月份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的机会，通过自己留学时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有关核物理的仪器和书籍。当然这需要一大笔外汇，数额大约在20万美元。事情反映上去之后，他就有些后悔。当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用钱之处甚多，哪能拿出如此巨款去购买科学实验用的仪器和图书。但出乎他的预料，不久他即接到电话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要他去中南海怀仁堂面谈。面谈时，李维汉对他说，中央认为你的意见很好，国库还有部分美元，可以先拨出5万美元使用并告知这是经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准的，还转达周恩来的话说：“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的外汇总额只有区区30万元。但当他拿到潮湿并带有霉味的美钞时，他能够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核物理研究的重视。这不由使他想起蒋介石当年的做法。
1946年的8月，蒋介石曾派出吴大猷、曾昭抡、朱光亚和李政道等8人，前往美国考察和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当时，中国科教界要求研制原子弹的呼声甚高，胡适和梅贻琦就曾游说上层。国防部之下主管武器研究开发的第六厅厅长钱昌祚也曾积极着手筹划铀的提炼。但是几个人到美国之后，就发现想学人家偏不教。队伍很快就散了。
这次钱三强虽然拿到了钱，却由于法国方面不给签证没有去成巴黎。他只得拿出5000美元，辗转托人带给了约里奥·居里，以求帮助。后来，居里请留法学者杨承宗买了一些仪器、书籍、同位素、计数器以及探查铀矿必需的标准源等。约里奥·居里还要杨承宗带给毛泽东一番话。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这番话，与毛泽东所说，原子弹有了不一定要用，但它是一种威慑，可以保卫和平，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中国原子弹的成功，不应忘记始终坚信中国是一支可以信赖的和平力量的约里奥·居里夫妇。1950年初，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这个所的科学家正是后来研制原子弹的骨干。同是在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来之后，曾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看过了苏联核试验的纪录片。苏联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这无疑对毛泽东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也就是说，不能把原子弹仅仅看作“纸老虎”，还要看作“铁老虎”、“真老虎”。1956年3月份，毛泽东为了解决全面学习苏联中的问题，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亲自开始作调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逐个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其成果就是不久后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刘杰排在第三十三个汇报时，重点当然是原子能工业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听取刘杰的汇报后，说道：“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刘杰汇报时的身份是地质部副部长。鉴于地质部肩负着找铀矿的任务，毛泽东说要加强地质部的力量，并圈定这个人为来自军队的中央委员。3月份，刘杰带团去苏联之前，到西花厅向周恩来作相关汇报。除讨论代表团参加苏联杜伯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会议事项和赴苏谈判原子能工业的问题之外，还讨论参照苏联领导原子能工业的模式，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本来已决定去地质部任副部长的宋任穷，被周恩来动员去了原子能委员会担任常务副主任。主任是陈云，刘杰兼秘书长。当时的宋任穷是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1958年6月，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得此消息后，毛泽东在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说了下面一番话：“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于是，在1958年8月，二机部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简称《核协定》)，将《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设备内容、交付时间等不明确的地方加以明确。然而好景不长，从1958年下半年起，中苏之间分歧和矛盾逐渐显露。到1959年6月20日，苏共致信中方，声称由于正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一年后，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并停止一切设备和资料的供应。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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