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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彦:泸定桥如果不是故意放 红军根本冲不过去 |
www.sinoca.com 2011-09-15 南方都市报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刘文辉起义细节
1948年,刘元彦的同学胡立民与刘文辉见面后,就住在刘文辉位于成都小天竺街的一栋小楼房里。刘元彦平日住在这里,“这房等于就是我管,我家就是共产党活动的地点。”
刘元彦很清楚父亲反蒋。“当时我们希望蒋介石早点完蛋。之前在雅安,蒋家人长期住是不让的,借个名义就给请走了。蒋介石的正规部队和心腹不让进西康。”
和刘家的愿望相一致,蒋介石在国共战场一路败北。战场一直远离西南,四川表面上还很安静,而内部暗流涌动。蒋介石想让中央军进川,将这里作为反共大本营。刘文辉并不支持,他联系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抵制。
1949年秋,刘文辉收到周恩来电报,大意云: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在电报里说,王少春代表他。后来部队怎么安排,父亲就听王少春的意见。”刘元彦说。
刘文辉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重新部署后,决定于10月下旬长住成都。
“当时有的朋友替我担心,认为置身虎穴,凶多吉少。我考虑到,耽在这里,利多于害,危而实安。”刘文辉晚年回忆说,这样做是因为,在军事上蒋对刘文辉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在成都,蒋对他的政治态度摸不透,就不至用兵,如果先行露出可疑的迹象,胡宗南的重兵向西康一压,他就吃不消。此外,成都是四川政治中心,在成都可以联合四川地方反蒋力量,使他们在紧急关头不至因蒋的威胁利诱而动摇,又可以在蒋介石集团内部分化运作。
“邓锡侯在内战时,人称‘水晶猴子’,非常多变,他和父亲说好起义,但父亲不放心,一定要回成都一起,怕他变。这个以前没讲过,现在过了几十年了可以讲了。”刘元彦说。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跑到成都,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和熊克武等人开会。据刘文辉回忆,蒋介石此时寄希望于胡宗南部,认为尚可一战,希望川康的朋友与之合作。随后,刘文辉和邓锡侯被要求与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而他们的家眷要先去台湾。刘文辉认为此举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家属被作为人质。他一边虚与委蛇,一边设法逃脱。在获悉城防将被胡宗南部接替的当天早上,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离开成都逃往彭县起义。
刘文辉之子刘元彦被安排到乡下,和熊克武住在一起。“我原来想和父亲一起走,他不让,把我支到南门外熊克武那里先躲起来,那里有一个团的非正规部队。熊克武也反蒋,我父亲说,他和四川的军人都打过仗,就没和熊克武打过。父亲怕家人被蒋介石扣为人质,在出城前就安排好,让我母亲、妹妹和爱人先走,我开车把他们送到城里岳父家里―――他是一个中医,因为估计国民党在成都只是短期,待不了多久的。”刘元彦说。
此外,刘文辉还把秘密文件焚毁,让个别工作人员携带电台和其他重要文件先行,还在自己出城途经之地布置了便衣警卫,以防万一。为了避开周围宪特和守城部队的盘查,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分头行动,他本人不带任何行李,带了两个随从,与平日一样,乘汽车从大门出去。
平安到了城门附近,守城部队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所派,刘文辉此前已与他们联系好,按说不会留难,但因还有蒋介石的宪特在,为防万一,他在距城门还有相当距离的转角处下车,走到左侧城墙缺口处翻了出去。“当时我正在病中,气喘如织,汗流浃背,由两个随从扶掖而行,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终于度过了第二关。”刘文辉晚年回忆,他与邓锡侯会面之后,“感到自己好像是脱笼之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真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
刘元彦再次见到父亲是在胡宗南部撤离成都之后。“父亲回到成都,住在舅舅家里。我见他笑嘻嘻躺在床上,很累的样子,但家人都平安,他很高兴。”刘元彦说,之所以住在舅舅家,是因为他们家的房子虽然有一个中队守卫,但此前已被胡宗南占领。胡部撤退时,在房里埋了炸弹,结果被一些想进来“拿东西发财”的人引爆,只剩下一栋。
刘文辉的起义,加速了西南的解放。
减租退押风暴
西南解放后,刘文辉受到重用,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那时全国分为六个大行政区,西南军政委员会是西南行政区的行政领导机构,刘伯承任主席,副主席6人,中共党内3人(贺龙、邓小平、王维舟),党外3人(刘文辉、熊克武、龙云)。
最初的情况似乎令刘文辉满意。“刘文辉当时在西南受到很好的照顾,地位很高。”刘文彩三子刘元富说。刘元彦也说,“共产党对父亲很尊重,没有不放心。公家分了他一个小洋楼,贺龙、王维舟经常来。”
1950年初,刘元彦和父亲刘文辉去了一次北京。刘元彦想留京工作,结果因肺病不能工作而回川。时隔不久,母亲留在成都,他陪父亲去重庆戒鸦片烟。“戒烟是父亲主动要求的。我、大夫和父亲一起住在招待所里,没去多久,几个月,因为戒得很快。”
“戒烟后,他慢慢就变胖了。解放初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合影中,他最瘦。”刘元富说。
刘文辉去重庆戒烟时,成都减租退押运动开始了。刘氏家族受到很大冲击。刘文辉的侄子、24军原副军长刘元琮,曾在起义过程中于雅安与胡宗南部打艰苦的阻击战,1950年军队改编后任186师师长。他在土改过程中失去性命。
“刘元琮被清算历史罪恶,开大会批判,农民当面指着鼻子骂他。但他土改时表现好,把金元宝都拿出来,到大会会场当场退押。但还批斗他,他脾气很大,就在会场上服毒自杀了,自杀后还有人向他身上泼污水。”刘元富说,消息传到重庆,刘文辉为此非常震怒,后来在会议上批评川西行署负责人,刚刚说过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就对刘元琮如此,认为他做得过火了,“刘文辉军人出身,脾气是有的,刘元琮是手下大将,立了很多功,结果被逼死,他说话很有情绪。”
刘文彩那时还没有成为典型,但退押减租已将他的次子刘元华弄得焦头烂额。他还为此去重庆向刘文辉求救。“退押没办法,什么钱都花光了。幺爸(刘文辉)说,把他自己的办完了再帮我们。他也没奈何。后来确实拿出一部分帮我们。刘元(刘文辉侄子,原24军代理军长)、刘元恺(刘文辉之女)一家也都是他帮忙给钱退押。”刘元华说。
拥有大片地产的刘文辉,本人也要减租退押。刘元彦对此细节不是很清楚,“可能对我家在计算上还客气一些,其他人有的就过不大去了,包括刘文彩家生活都困难了,老家好多亲属和关系深的人,还有部下,钱不够都到我家拿。”
时隔两年,刘文辉被调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明显不如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文辉本想去北京,但李井泉说,四川才解放不久,不安定,刘文辉留四川比较好。中央就留他做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刘元富说。
刘文辉平日很少和刘元富谈论政治,但刘元富知道他对共产党非常佩服,“共产党一个命令,雷厉风行到基层,他管一个省都做不到,蒋介石更不行了。那时共产党的一切政策他都拥护。”
刘元富记得,刘文辉在一次讲话稿中说,他在农村除草,时间稍长就腰酸背疼,体会到劳动人民有多苦。
“大跃进”进入到大规模饿死人阶段之前,1959年夏天,刘文辉离开四川,去北京出任林业部长。在这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刘文辉平安过关,“反右时没有抓到他的把柄,他这种级别,抓右派要报中央批。”刘元富说。
中央保护“过关”
但1959年,对刘文辉却是一劫。这一年,刘文彩开始浮出水面,成为全国性负面典范。“四川开始布置‘地主庄园’,把工人房子都锯矮了,准备公开展览。报到了中央,中央当然同意。周恩来只有把刘文辉调往北京,但四川不放。谁都知道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关系,后来中央让刘文辉人先来,手续后办。刘文辉7月去了北京,9月地主庄园就公开展览了。”刘元富说。
地主庄园公开展后,《光明日报》曾采访刘文辉,问他对此的看法。刘元富记得,刘文辉回答说:刘文彩做的事应该由我负责。“可那时候他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还能对别人负责?全靠中央念旧情,处处保护他,‘文革’时还是周恩来保护他才过关。”
刘元彦记得,在刘文彩举国闻名之际,刘文辉曾问他:这事对我是否会有什么影响。“父亲担心接下来批斗自己。因为显然此事不是针对刘文彩一人,还有针对我父亲。因为父亲在四川还有影响。不好批他,就批刘文彩,以减少他在四川的影响力。”
地主庄园中,有很多不实的展示。“但当时刘文辉已经不在四川,我不敢说啥。‘文革’时,我曾去北京看过刘文辉,说起这个想法,他没多说话。他是多年从事政治的人,城府很深的,私下有意见也不会说。但我二哥(刘元华)去看他时,他曾流泪,表现了内心。”
刘元华之子刘小飞曾听母亲说过,刘元华1973年去北京看望刘文辉时,刘文辉曾将子孙都支出去,落泪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1949年解放前祖父刘文彩病危,刘小飞的祖母杨重华曾打算离开四川,被刘文辉留住。
不过,刘元华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否认此事。他的女婿在一边说,“即便刘文辉和他说了这些话……”欲言又止。
“文革”时,刘文辉也受到冲击,被抄家。刘元彦说,刘文辉本人还被一个红卫兵学生打过一皮带。
在刘文辉1976年病逝前,他还做了两件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一是在广播中对台湾讲话,歌颂祖国初步繁荣昌盛,希望台湾早回祖国怀抱。二是撰写了《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讲述自己从一个“反动统治者”回归人民的历程,旧历史终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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