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彦:泸定桥如果不是故意放 红军根本冲不过去

　　[导读]蒋介石曾通电话让刘文辉将泸定桥的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说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趁蒋介石思考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事实上，木板也没有全拆，就拆了几块。

晚年刘文辉在看人民日报。

刘文辉与家人。

飞夺泸定桥 （油画：雷坦）

　　起义者刘文辉

　　●二刘之战（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诸部与刘文辉作战）中，刘文辉大败，他很受震动，开始反思，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行，开始多交朋友，几年后就有了“多宝道人”的称号。1942年2月，刘文辉首次在重庆会晤周恩来。为避开蒋介石特务耳目，他俩约一个小时的密谈选择在深夜进行。“中共中央说，希望你今后多宝变一宝，就是相信共产党。”

　　●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事件，即发生在刘文辉部队与红军之间。蒋介石曾通电话让刘文辉将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回应说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的，趁蒋介石思考的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事实上，木板也没有全拆，就拆了几块。“泸定桥如果不放，红军根本冲不过去，铁索桥很长。”刘文辉的长子刘元彦说，刘文辉这样做主要是怕蒋介石也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名义进入，失去自己在西康的地盘。

　　刘文辉公馆20余年前已经挂上“川西民俗博物馆”的牌子，门额的旧题仍在，曰“进德修业”。

　　这里是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刘文辉公馆旁，是更著名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公馆。刘文彩是刘文辉的哥哥，他们兄弟6人，以刘文辉为最小，但却成就最大功名，民国时期他是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人称“西南王”。1949年，他率部起义，令蒋介石失去固守西南的念想。起义之后，刘文辉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林业部部长等职。

　　但论起知名度，无疑刘文彩更大。在刘文辉担任新政府要职之际，其已病逝的哥哥刘文彩被树立为中国“恶霸地主”的典型，受到举国批判。这中间呈现微妙的政治关联。

　　民国时期，刘文辉与蒋介石关系不睦，长期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在国民党兵败之际，他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治情势下，他要面对新的考验。

　　“早就有地下党在这里”

　　1948年初，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刘文辉20周岁的长子刘元彦，即将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毕业。一个叫胡立民的同学，是中共地下党员，开始做刘元彦工作，希望他策反刘文辉。

　　虽是刘文辉的长子，且深受疼爱，但刘元彦此前并未从父亲那里听到有关政治理念的任何片言只语。他14岁之前，一直接受家庭教师教育，最多时父亲给他请来三个家教，以读古书为主，数理化的教育并不很多。高中时，他开始在成都华西协和中学就读，但对政治根本不关心，也并未接触所谓左翼“进步思想”。一直到他16岁读大学，才开始接触“进步学生”，那时整个社会的风气左转。

　　“我念的是教会大学，有着比较自由、平等的校风。右翼的国民党三青团学生，很被人看不起。地下党虽然不敢公开，但力量大。当然和地下党联系的也不多，但比三青团还是强的。”刘元彦对南都记者说。

　　胡立民（新中国成立后曾被打为右派）知悉刘元彦的身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争取对象。他向刘元彦表明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希望他能联系刘文辉“说四川地下党要见他。”

　　刘元彦此时亦深受左翼思潮影响。他和胡立民做了评估。“我们估计，父亲最多骂我几句，即便不同意，也不会来抓我同学。”

　　刘文辉有早起的习惯，经常一个人吃早餐。刘元彦抓住这个其他人不在身边的机会，开始试探父亲的意向。父亲并没有骂他，回答且令他意外“早就有人（地下党）在这里。”

　　刘文辉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是中共中央直接派驻的。胡立民和四川地下党领导人对此并不知晓。但在那次早餐的谈话中，刘文辉仍然同意与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见面，但告诫刘元彦不能透露中共中央早已派人过来的事实。

　　刘元彦说，后因躲避国民党抓捕，中共四川地下党领导人离开成都，未能与刘文辉会面。而胡立民则直接与刘文辉取得联系，面谈之后，被地下党派驻雅安，以刘文辉秘书名义一直工作到解放。“他一直不知道王少春，一直到王少春解放后讲话提及此事，他才知道。极端保密。”

　　那次早餐是一个节点，刘文辉开始跟刘元彦谈及政治。“以前父亲都把我当小孩，这之后才把我当大人。”刘元彦也因此看到父亲很多机密资料。

　　“王少春每天都给父亲送资料，或者他在成都，就派专人送，我有时拿出来看，主要就是新华社新闻、社论和相关文章。这些资料只能秘密看到，在大学里也看不到。”

　　据刘文辉在《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自述，中共中央是在1942年6月开始派王少春到四川雅安，和刘文辉经常联系，并设有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他传达，同时把出安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

　　与中共暗地联系，需要与国民党中央斗智斗勇。包括电台的设置，也经过一番周折。刘文辉说，他事前就料到蒋介石的特务要来破坏，故把它安在苍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内，前面驻有一连卫兵。王少春和他直接联系，如他离开雅安时则指定两个参谋长张伯言和杨家桢同他联系；除此以外，王不同其他任何人打交道，以保持秘密。

　　“当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蒋介石的特务即有所觉察。他们暗中由成都运来一部电台，设在雅安城内，正要进行侦察和干扰，我得报后，立即派兵搜出予以没收。并警告蒋介石派在二十四军军部搞特务活动的政训处主任丁国保说：‘现有奸人在雅安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没收；如果以后再有此种不法行为，定要严办。’他们由于没有抓到把柄，又加上我这一警告，以后也就再没有捣乱了。所以这个电台一直工作到雅安解放，经历将近八年而没有被破坏。解放后，王少春到重庆高兴地向我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刘文辉说，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他都通过电台先一步读到了，“因此，我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从而在实际活动中也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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