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承认美国迄今尚未以中国为主要战略敌手,也知道它没有能力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发挥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中国就可以而且应当去试图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方向,而不是美国战略的被动观察者、评论者和接受者。
今年5月传来了美军击毙本·拉丹的消息,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正在执行中。奥巴马政府高调宣扬“美国重返亚洲”,并以更大的力度介入南海等中国周边事务。于是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担心,即美国正在抛弃全球反恐战略,把主要战略矛头对准中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看,这种担心都不无道理。但是,回顾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目标和发展变化的轨迹,可以得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自从苏联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以后,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自己在世界上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领导地位”即霸权。对于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来说,核心目标都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国家安全和弘扬本国价值观,因为只有抓住这三条,才能保住美国的世界霸权。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经济繁荣,完全离不开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稳定。维护美元霸权下的金融秩序,维护公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以及保证海外资源的获取,是冷战后美国大战略中经济部分的核心目标。
冷战刚刚结束,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就盯住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9·11事件使反恐成为中心任务,而奥马巴政府又突出了“核恐怖主义”的威胁。至于(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家之所以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而遭到美国敌视,主要原因并非它们专制或反美,而是它们以发展核武器来抵抗美国压力,并以此加强国内控制。“恐怖主义”通过9·11及其他一些恐怖事件,在美国人眼中同“基地”组织等伊斯兰激进势力联系起来;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同基督新教息息相关,而基督教同伊斯兰教的所谓“文明冲突”同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挂起钩来。这样,对美国安全利益的主要威胁来自该地区的核扩散、恐怖主义组织以及力图掌握核技术的国家,就顺理成章了。至于朝鲜,冷战后美国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其核武器计划和同伊斯兰国家的核合作。在这一确定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冷战后的美国从未把中国、俄罗斯或任何一个大国视为敌国或主要安全威胁,而是通过巩固原有联盟、将中俄印等大国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等方式,维持其惟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安全战略的大方向不会发生变化。
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以价值观或曰意识形态为立国之本并长期维持内部凝聚力的国家。丢掉了民主、人权、法治、宗教信仰自由这些意识形态信条,美国就不成其为美国,就会分崩离析。从克林顿、布什到奥巴马,都坚持以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制度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自身利益,以及它同其他国家政治关系的远近亲疏。
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安全和价值观这三者在美国战略中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实践上,几届政府的侧重点不同。克林顿宣称要像激光束一样聚焦于经济发展。9·11后的布什则自称“战时总统”,侧重点明显放在反恐、防扩散和国土安全上。
奥巴马执政两年半以来,其对外战略是基本清晰的。同他的民主党前任克林顿一样,奥巴马打着“变革”的旗号进入白宫,并且回归克林顿执政初期“经济第一”的主题。奥巴马时期,美国经济在金融和债务危机中所受到的重创为几十年之未见,失业率飙升到接近10%,国内政治“极化”现象和党派斗争严重。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中耗费了巨大财力,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又因“反恐战争”中的单边主义和侵犯人权的行径而明显受损。因此,奥巴马面临的内外困境比克林顿和布什时期都要严重得多,其内外政策的调整幅度也需要比这两个前任刚上台时的调整幅度更大。
美国领导集团在当前和未来几年必须将主要精力用于国计民生,争取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对外援助和国防预算都可能压缩。美国对外扩张的势头受到更大的国内阻力和经济实力的制约,很难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全面扩张的姿态。
奥巴马外交首先建立在它重整旗鼓的国内发展战略上。他上台后的头两年半,虽然在经济复苏、扩大就业、医疗改革等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成效有限。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获全胜,右翼保守势力卷土重来,在主权债务、税收、医疗、平衡预算、金融监管、能源改革等议题上制造了诸多障碍。美国政治内争激烈,走向不明朗,对它的经济与民生影响很大。
当前美国全球战略总体展现守势,局部采取攻势,焦虑和骄横的心态并存。美国在经济上接受了多极局面,但在军事上力图长期占据超强地位。在政治和外交上,它力图以发展“巧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保持西方价值体系的吸引力。一方面,由于西方世界整体力量下降比美国本身实力下降还要明显,美国需要进一步发挥在发达国家中的领头羊作用,加强G20等多边合作机制,以暂时维系西方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面对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正在采取合作、利用、分化、牵制等多种手段,使之不至成为有组织的西方对立面。这就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型多伙伴关系”外交的中心任务。
同布什政府的大战略相比,奥巴马政府的大战略和外交政策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和调整方向:(一)将主要关注点从布什时代以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的军事安全议题,转移到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为中心的经济安全议题。美国倡导通过20国峰会和其他国际机制,稳定全球金融,促进经济复苏,为自己打开更大的国际市场。(二)将防止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孤立已经获得核武器的朝鲜和可能发展核武器的伊朗。奥巴马政府高举“无核世界”的道义旗帜,通过一系列言行,明确了其安全战略调整的方向。(三)决心切除布什政府遗留下来的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两个肿瘤。奥巴马制订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全部撤军的计划,但即使在击毙了本·拉丹以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仍然堪忧。(四)缓和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不再宣称以“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不再提“反恐战争”和“先发制人”。(五)将气候变化和开发新能源作为非传统安全方面的首要议题,力争抓住主导权。(六)重视国际机制建设、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但没有像克林顿那样,把促进各国民主和人权提升到外交支柱之一的高度。(七)强化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由于中国实力迅速上升,亚洲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区域合作不断发展,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而美国的经济影响正在下降。美国“重返亚洲”,将成为其战略调整的长远趋势。
奥巴马外交思想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2010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在传统的安全、繁荣、普世价值三大目标之外,美国还首次把“国际秩序”提到国家利益的高度,企图建立“由美国领导地位推进的、通过更好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应对全球挑战的国际秩序”。
在美国全球战略不再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的时期,是否将要把中国视为敌国,从而推行一套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连贯性和奥巴马战略调整的方向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出现中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却不能排除。而中美是否将互为敌手,同中国的内外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和公众都有一种倾向,即把美国当作一个战略目标明确、战略计划长远、战略思想成熟、政策手段强硬、精明而狡猾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在美国面前都是一个被动者的角色。人们往往忽略的是,从历史长河来看,美国战略的目标、计划和政策是随着外界环境而变化的。即使在美国实力处于顶峰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以及冷战后的克林顿时期,美国也无力规划或掌控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它所做的战略决策,更像是“顺势而为”,甚至时而被国际事件推向有损于其长远利益的错误方向。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战略重点原本确定无疑地落在了欧洲,但在同主要敌手苏联的冷战中,却在亚洲打了两场以中国为直接或间接敌手的“热战”。历史档案明确显示,朝鲜战争并非美国事先策划的,而是仓促卷入的。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也是逐步升级、充满彷徨的。苏联衰落直至解体,虽然跟美国对其加大压力、软硬兼施有关,但主要根源出在苏联内部,而非美国通过阴谋而加以推翻的。假设萨达姆·侯赛因1990年没有入侵科威特,就不会有海湾战争;假设巴尔干地区没有出现动乱,就不会有科索沃战争;假设没有9·11世贸大厦被摧毁,就没有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假设没有今年初阿拉伯世界突发的内乱,就没有美国逼迫穆巴拉克下台和企图用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举措。
同任何国家一样,美国的对外战略主要是由国内需要决定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和战略目标,只决定了它想做什么,有能力做什么;而现实中它在国际上将要做什么,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大势,也取决于外部力量的所作所为和突发事件,取决于外国对美国的政策和反应。在今天美国因经济复苏缓慢、财政入不敷出、政治纷争“极化”等问题而顾不上在国际上实行战略扩张时,情况更是如此。
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承认美国迄今尚未以中国为主要战略敌手,也知道它没有能力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发挥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中国就可以而且应当去试图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方向,而不是美国战略的被动观察者、评论者和接受者。正如古语所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力图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放心,就是一种“釜底抽薪”的长远战略。认定无论中国做什么、不做什么,只要强大起来,美国都将加以遏制,是一种无所作为的宿命论。事实上,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十分宽广。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中美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必须相互帮助,共同繁荣。美国的经济复苏有赖于中国经济高速而健康的发展。中美各自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其他国家一起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纠正全球失衡,才能长期互利共赢。美国政府与战略家的主流,是认同这种看法的。
中国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略威慑力量,同时加强中美军事交往,增信释疑,完善危机管理机制,防止可能的突发事件酿成重大政治危机。必须看到,有一些美国人确实企图将美国政策推向同中国对抗的悬崖峭壁。对于美国威胁的估计应当恰如其分,既不缩小,也不夸大。某些美国舆论认为,有的中国人想借夸大美国威胁来巩固国内政治秩序并扩充军费,有的中国媒体想借此吸引公众的眼球以扩大发行量,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应当加以驳斥。
亚洲是中国的地缘战略重心。美国“重返亚洲”的动向对中国既是挑战,更是向它施加影响的机遇。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就可以反击美国某些势力离间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图谋。只要周边稳住了,中美之间就有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因为中国同亚太各国经济关系的分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同它们的关系,时间在中国一边。(作者:王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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