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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揭秘中共能三年内迅速战胜国民党的七大原因 |
| www.sinoca.com 2011-09-04 人民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虽然已经有了巨大发展，但相对于国民党400多万军队仍显得比较弱小。因此，国民党并不以为消灭中国共产党会存在多大的困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陈诚曾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军队。基于这种速战速决的幻想，以1946年6月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军发动了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内战由此爆发。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多，国民党就败退到了台湾，这是什么原因？
军事战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仅仅三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全面军事胜利。速度之快，就连中国共产党最初也并未预料到。内战爆发一年多后，即1948年3月，毛泽东只是大致地估计五年打败国民党，认为“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五年”是从1946年7月算起，应到1951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慎重，主要原因在于相当长时间内，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中共。在内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人，特种兵 36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勤、机关和院校101万人。中共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 66万人，没有空军和海军。
共产党军队不但在数量上少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装备上同样不如对手。以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共产党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相比较，双方枪械数大体持平，但前者配备的自动枪械占绝对优势，火炮装备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后者。因此，在内战爆发后，解决部队官兵是否敢于应战，是否具有胜利信心的问题相当紧迫而重要。
怎么办？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从战略上宣传“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毛泽东何出此言？作为一位战略家，他更善于从历史发展的长远处着眼，他解释道：“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另外，毛泽东之所以敢于藐视正在全世界称王称霸的超级强国美国，一方面是他坚信“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打败美蒋反动派才能有共产党的出头之日；另一方面也在于他注意到，这时美苏关系已经明显逆转，战后世界已经分裂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动阵营，但在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因此，美苏之间不会立即发生直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属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它归根结底只会对苏联与美国的对抗有利，而不会把苏联拖入困境。
作战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在解决可以打败国民党问题的同时，如何打败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适应对日敌后战争需要，广泛采取了游击战。现在，面对与日本军队相比相对虚弱的国民党军队，从抗战一结束共产党就开始集中主力部队编练大规模的野战军团，改取运动战。问题是，运动战战例在以往相当缺乏，经验也就不足。
只运动而不歼敌，肯定不行，但在运动中如何歼敌呢？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摸索。1946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创造了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后，毛泽东要求各地学习这种作战方法，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到1947年底，毛泽东在总结一年多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便是：采取运动战，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国民党方面，限于其执政党地位，更多情况下用兵的重点在于攻克和收复城市、交通线。占领城市、交通线后，必须分兵驻守，这导致国民党兵力愈加分散，能够用于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愈加减少。内战爆发三个月后，毛泽东就从战略上分析道：“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就是中国共产党打运动战的一个例子。
1947年3月底开始，国民党在山东战场集中45万余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新五军，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向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进攻。华东野战军并不拘泥于地域的得失，而是忽东忽西，时南时北。只因国民党军高度集中，未能寻找到有利战机。至5月中旬，国民党军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力，对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实施中央突破。于是，整编第七十四师的位置就较为突出。据此，陈毅、粟裕决定就近调集几个主力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入，切断威胁最大的先锋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部队的联系，并将其全部消灭。
根据以往的经验，共产党军队限于武器弹药，一般是先打弱敌，而整编第七十四师原系第七十四军，全师有3.2万人，为美械装备的甲等装甲师，接受过美国军官训练。因其曾充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卫戍任务而被称为“御林军”。师长张灵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抗日战争时期，曾被誉为模范军人，深受蒋介石青睐。华东野战军仅有9个纵队加1个特种兵纵队，共计27万人。
为消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粟裕命令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担任围歼，4个纵队负责在两翼阻援。因此，单单就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一役来说，国共兵力对比为1∶5，华东野战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结果，华东野战军以伤亡1.2万人的代价，三天之内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击毙师长张灵甫。在这三天中，国民党其他军队均遭阻击，无法救援整编第七十四师，更不可能完成对华东野战军的反包围。甚至当战斗基本结束，清点战果中发现毙、伤、俘国民党军官兵与整编第七十四师编制不符时，还有时间再次搜索孟良崮山区，将躲藏在一处山谷中的7000余人的国民党军队消灭。对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于孟良崮，蒋介石哀叹其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的军队大多就是这样被共产党一口一口吃掉的。
土地改革：一万万六千万农民成为坚强后盾
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即在不动摇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地主降低地租和借款利息，农民必须交租交息。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到1946年5月，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内战的势头已经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减租减息政策，以清算等方式实行实际上的耕者有其田制度。清算，即通过计算地主、汉奸、恶霸在过去对农民的各种剥削数量，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合法名义下，转移到农民手中。相对于后来的土改政策，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
1947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进入到重要的攻坚阶段，更彻底地争取农民支持以战胜国民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当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彻底平均分配乡村一切土地。随后，各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划分阶级，控诉地主，惩办恶霸，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
土改的步骤大致是：（一）土改工作队选择某村或某乡作为试点，以期取得经验后再大范围铺开。（二）土改工作队到达某村后，通过“访贫问苦”，发现过去苦大仇深的贫穷农民，加以启发诱导，使其认识到其贫苦根源于地主的剥削，认识到过去受到了恶霸的压迫和欺凌。这些人就是积极分子。（三）召开全村控诉大会，把地主、恶霸带到批斗台上，由积极分子上台讲述其所受剥削和压迫，即诉苦。干部们则带头喊口号，调动和掌握会场情绪，激发起其他农民的情绪，从而张扬原来因贫穷而抬不起头的农民的信心，把地主、恶霸的威风打压下去。（四）更多地发现和培养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贫农团或农会，暂时管理全村事务和土地分配。（五）在贫农团带领下，划分阶级成分，并把全村或全乡的土地以及地主恶霸的房产、生产工具等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并发给土地证，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打倒地主、恶霸、汉奸，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给农民，摧毁了农村中原有的政治格局，使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获得解放。当时，一个叫韩丁的美国人正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任教。1948年春，他申请作为观察员随土改工作队到山西省潞城县的张庄，亲身体验土改运动。韩丁以此经历为蓝本，后来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翻身》。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财富和权威，激发起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其切身利益之间的密切关联，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中坚定地站到共产党一边。对此，毛泽东曾针对东北土改明确讲：“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
同时，通过选举建立起新的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农会、农民代表会以及自上而下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和乡村政权体系，使其承担起征收公粮、组织后勤运输、发展民兵、保卫地方、为野战部队输送兵员等任务。
对于土改与战争胜利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曾在1950年6月指出：“土地改革要肯定它。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题。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
另据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苏、鲁、豫、皖、冀五省动员的随军民工22万，二线转运民工131万，后方临时民工391万。这500多万民工只有担架23万副，大小车80万辆，其中没有运输工具者，便肩挑人背。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另外，这些民工的战争勤务工作，还包括挖战壕、架电线、抢修交通线、清理战场、搬运缴获物资等。陈毅曾动情地指出：“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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