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气得大骂:段氏兄弟断送了我半壁江山(组图)

段伯宇（左一）、段仲宇（左二）

他们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同学、国民党的中将，然而他们却先后选择了共产党。

　　哥哥段伯宇是国民党核心机关――蒋介石侍从室的少将高参；弟弟段仲宇是上海港口少将副司令兼京沪、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

　　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张执一、李正文的领导下，段伯宇策动、组织数万国民党军适时起义或倒戈，策应解放军渡江南进，段仲宇在其中积极配合。

　　蒋介石大骂：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说起对父亲段伯宇传奇经历的了解，段毅才的回答大大出乎记者的意料：“我是在替父亲誊写‘交代材料’时才知道的。”59岁的段毅才回忆说，父亲从来不讲地下工作的事。但在“文革”期间，当权者污蔑父亲是叛徒，让他写交代材料。由于父亲的字迹比较潦草，所以才让他誊写。

　　遵父命学医参与学生运动

　　段伯宇被认为是“戴红帽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屈原的这句诗来形容段伯宇入党的经历，可以说十分贴切。年轻时的段伯宇，为了追寻真理、追寻马克思主义，在走向革命的道路上经历了艰辛的历程。

　　“父亲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选择了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一起组织进步活动了，他属于那种思想上先入党、组织上后入党的党员。”段毅才说。

　　1913年，9岁的段伯宇上了天津觉民小学，随后上了觉民中学。“那个学校的学生多是辛亥革命志士的子弟和烈士的遗孤。”段毅才说，自己的爷爷段云峰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

　　在中学期间，段伯宇参加了天津的“五四运动”，当童子军的队长，带领同学贴标语、发传单、纠察日货，并因此被学校勒令退学。

　　后来段伯宇留法勤工俭学未成，投考黄埔军校未成，只得遵父命考入河北大学学医。上学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戴培元，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学校，段伯宇积极参与组织学生运动，带头请愿、罢课，驱逐反动校长。“在河北大学，大家都认为他是戴着‘红帽子’的”。由于戴培元受学校迫害而离校，段伯宇入党的愿意未能实现。“此事让父亲遗憾不已”，段毅才说。

　　1930年，段伯宇从河北大学毕业，应同学刘静波之邀到太原一起开诊所。他还筹办了一个书店，出售进步书籍。1934年冬的一天，刘静波到太原警备司令部给其参谋长看病，看见桌上有一个黑名单，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段伯宇，他赶紧通知段伯宇逃走。后经父亲段云峰的一个老朋友介绍，段伯宇到国民党32军干训团当了一名军医。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6月，段伯宇只身奔赴延安，进入“抗大”，随第四期听课。毕业前夕，队长找他谈话，要求他毕业后回到原部队。当时实行国共合作，他的身份比较特殊，适于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工作。对于他提出的入党问题，上级告诉他到原部队找地下党组织解决。

　　8月初，段伯宇回到32军。32军的地下党员王兴纲通知段伯宇，组织同意他入党，介绍人就是王兴纲。在岳麓山下一个小土庙前，中共湖南省委聂洪钧同志为段伯宇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为段伯宇“量体裁衣”

　　周恩来亲自交办“作业”

　　32军调防江西不久，蒋介石借口日军进窥南昌，需加大防备，将32军“肢解”到不同战区。段伯宇不得已离开了32军。随后，他奉命辗转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受周怡（以前是中央特科的）单线领导。周怡让段伯宇找个公开身份作掩护。

　　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通过时任“军委会战地党政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的李济深帮儿子找工作。这样，段伯宇就到战地党政委员会做了中校视察员。

　　段伯宇向周怡汇报：李济深不大在公开场合讲话，但私下里说过：看来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而且他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搞摩擦。

　　段伯宇的汇报引起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注。一天，周怡通知段伯宇：“周副主席要见你。”

　　“那时，我父亲刚刚入党，做地下工作更是新手。周副主席和父亲谈了一个上午。”段毅才说，他理解周副主席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三点。

　　“第一是‘量体裁衣’，给我父亲的工作定了位。”周恩来理解段伯宇要上前线杀敌的心情，教育他说：重庆这里也是第一线，你就留在重庆。周恩来要段伯宇充分利用父亲段云峰在国民党中的人脉关系，动员国民党上层共同抗日，并通过他们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

　　“第二是教给我父亲工作方法”。周恩来教导段伯宇要学习三民主义，学习国民党的《一大宣言》，“长长见识，也好取得他们的信任。 要用三民主义的语言来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对段伯宇提出了要求。

　　“第三是教给我父亲开展工作的策略”。周恩来特别叮嘱段伯宇：“白区工作困难多，要善于化不利为有利，并把有利因素变成现实。”当时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武装斗争”，段毅才说，他是从父亲身上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

　　随后，周恩来就如何开展地下工作做了具体指示，最后还鼓励段伯宇大胆工作，“不要怕犯错误，犯错误也能锻炼人”。

　　与组织失去联系并失业

　　“门外汉”考入陆军大学

　　1939年底的一天，周怡告诉段伯宇：他要去西北出差，暂时停止联系，以后他会来找段。可是周怡这一去就再无音讯。段伯宇久等无果，就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怡，但均被告知周怡尚未返回，让他耐心待命。

　　周怡久无音讯，让段伯宇度日如年，而且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军委武官班学习时，才得知了原委。“有关部门告诉他，当时周怡回延安汇报工作，途中翻车牺牲了。”段毅才说，“由于周怡与我父亲是单线联系，所以我父亲当时真是一筹莫展。”

　　祸不单行！段伯宇与周怡失掉联系后，“战地党政委员会”也被蒋介石撤销。段伯宇又一次“失业”了。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正在为难之际，陆军大学特七期开始招生。

　　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学府，其招生标准也较高：必须是团级以上军官，而且要黄埔军校或中央军校毕业等条件。可是段伯宇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军校文凭。

　　段伯宇通过32军的王启明（解放后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当时是地下党员，但段伯宇与王彼此并不知情）终于搞到一个文凭，并通过军令部的审查而获准报名。

　　陆军大学的考试是“三榜定案”。笔试包含国文、政治、军事、外语等。这对于上过大学的段伯宇来说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还要考军事科目，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军制、野战条令、射击规范、实兵指挥等，但他对此完全是门外汉。

　　“父亲为了考上陆军大学，就请爷爷、二叔给他补课。”段毅才说，因为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军事教官。在父亲和二弟的帮助下，段伯宇每日苦练、苦背那些考试科目，还跑到空河滩上练操练口令，最终在三四百名考生中，经过三榜定案，段伯宇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被陆军大学特七期录取。

　　在陆军大学的两年半期间，段伯宇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工作。他利用同乡会、京剧社、聚餐、讨论问题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摆事实，讲道理，启发、团结了一批正义的同学，此外，还包括他的弟弟段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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