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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1969年苏联大军压境 在京中央领导紧急疏散 |
| www.sinoca.com 2011-08-21 党史博览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审查高干无异于被“发配”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要求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这些离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干校劳动；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受审查；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10岁的养女，王稼祥带了失去丈夫仍自愿跟随公婆疏散的儿媳。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秦基伟后来回忆：“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们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整晚就没有合眼。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平时，他们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省领导去看望过邓小平，工厂对邓的劳动、生活也很关照，一个多月以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并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邓小平严格遵守规定，不与外人接触，197O年2月写信汇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他们住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几间简陋的平房里，部队设岗“警卫”，规定他们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看。有时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还就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级作一次书面汇报。刘英回忆：“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我们几个人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完全被打入了另册。我想订两份报纸，不行。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家里来信，到我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我只能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 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刘少奇、陶铸身死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给主席写信，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1975年4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年7 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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