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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组图) |
| www.sinoca.com 2011-06-07 北京日报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周恩来曾开玩笑说，一个钱学森，一个钱三强，看来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都离不开“钱”！这虽是句玩笑话，却一语双关道出了当时人们最头疼的问题。
原子弹刚上马时，主管经济的陈云找来二机部部长助理张献金问：“我找你们没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铀？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
张献金一问三不知。中国从来没搞过原子弹，更不知道要搞多少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上原子弹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东西真费钱。
中美对抗，中苏交恶，中印战争，粮食减产……就在原子弹研制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中国却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分歧。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上马下马的争论发展到白热化。主张下马的一方认为，原子弹和导弹投入太大，又没有苏联的帮助，技术上有很多难题，而且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搞两弹花钱太多，反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人甚至说，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这种观点分析得合情合理，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主抓两弹的聂荣臻急得团团转。他深知，我们自行设计的中程导弹正在关键时刻，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也处在攻坚阶段。两弹一旦下马，就可能前功尽弃了。要想重新捡起来，绝非易事。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陈毅是两弹的坚定支持者。他坚决地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身为外交部长，他深知没有原子弹在国际上说话没分量。
上马还是下马，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拍板，先派人下去调查调查再说，政治局委员们都表示同意。这个重任落到了张爱萍将军身上。
刚接到这项任务时，张爱萍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他说：“我哪懂什么原子弹？我只懂山药蛋！”陈毅说：“不懂就学哇！”
于是，张爱萍找来上过大学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陪他一起调研。张爱萍他们在各地调查了一个多月，发现虽然两弹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难题，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各项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回京后，张爱萍和刘西尧联名写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国有50多个单位、3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这项工作，如果组织得好，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有可能的。
铀―235有了
1964年初，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我国自主研发的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分离出了浓缩铀。
1964年1月，在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上，二机部部长刘杰兴奋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主持会议的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幽默地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的。没有铀―235，原子弹就造不出来。
但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通过非常复杂的抽炼过程才能得到纯度90%以上的铀― 235。这个过程谈何容易。当年中国向苏联提出要搞铀―235时，苏联人说：“这东西很贵的，投资大，用电多，美国搞这个东西用了全美七分之一的电量。你们全中国的电加起来可能也不够。中国搞搞钚―239就行了。”
但中国人不甘心，要搞就搞最先进的。1960年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刚刚建成，苏联专家就带着大量技术资料走了。临走时他们甩下一句话：“你们的这个厂看来只能卖废铜烂铁了。”
让谁来担负起浓缩铀的工作呢？思来想去，钱三强选中了回国不久的女科学家王承书。
突然接到这个任务，王承书有点不敢相信。搞铀的分离就是在美国也是讳莫如深的事，现在竟然会让她这样一个刚从海外归来的人领衔。这是多大的信任与挑战！
“年过半百，开始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当时谁干都不容易。回国之前我就早已下定决心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王承书曾这样说。
这份不易，不是三言五语能道尽的。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王承书的名字就从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消失了，她再没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即便是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她也从不署名。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则更多。她告别了丈夫、孩子，背起行囊，来到大西北，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20年。
有一次，邓小平到铀浓缩工厂视察，一眼认出了王承书。他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王承书笑着点头。
浓缩铀工厂有几千台机器，各个工序像接力赛一样连起来，环环相扣。王承书的学生诸旭辉回忆：“苏联专家留下的四本笔记。这就是我们后来搞理论的一个基础。王老师把笔记本反复看过后，一个一个地计算，计算正确以后再重新编排起来，编好后再教我们。”那时候没有计算机，王承书和同事们所用的方案和计算数据，整整装了三个大抽屉。
1964年1月14日11时5分，闸门打开，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了纯度90%以上的浓缩铀―235。十个月后，当美国军情系统发现中国的原子弹使用的是铀而不是钚时，大吃一惊。虽然美国情报界在判断中国核试验的时间上相差不多，但他们在核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上大大低估了中国。
蘑菇云升起来了
1964年6月29日，改进型东风-2号导弹从酒泉发射场直冲云霄。中国有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此时，罗布泊深处的原子弹也一切就绪，就等待中央的一声号令。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的时间确定后，担任原子弹爆炸总指挥的张爱萍回到罗布泊试验基地。当晚，他在自己住的帐篷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响”字。
首次核爆炸采用塔爆形式，一座高102米的高塔已经竖立在戈壁滩上。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前方人员要随时向北京汇报。
时任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李旭阁回忆：在向中央报告时，规定了一些暗语和密码。原子弹代号叫邱（球）小姐；装原子弹的容器叫梳妆台；原子弹装配，叫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叫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密闭工作间，叫住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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