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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组图) |
| www.sinoca.com 2011-06-07 北京日报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我们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作为中国原子弹研究的领军人物，钱三强最清楚新中国对于原子弹的渴慕。
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不久，中共中央派钱三强去巴黎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临走前，钱三强向党组织表示，想借此机会通过老师约里奥-居里购买一些与原子能有关的仪器和书籍。当被问到需要多少钱时，钱三强说，大概20万美金。
事后，钱三强颇为自己的书生气感到后悔，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哪儿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仪器呢？
可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到钱三强，递给他5万美金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的。
后来钱三强回忆：“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持有的外汇总额只有30万美元。
最终，钱三强因为签证原因没有去成巴黎，没能给中国买到仪器，但后来约里奥―居里托人捎来话说：“告诉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先有原子弹。”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央领导人们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11月，美国把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几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叫嚣，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措施来应付军事局势。1953年，一颗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被运上了冲绳岛。不久，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短短几年内，中国被笼罩在了巨大的核阴影下。
打破美国的核讹诈，必须自己拥有核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家们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探索。
1955年1月15日，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钱三强带着一块刚刚从广西发现的铀矿石，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悉数到场。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着对李四光和钱三强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把铀矿石放在桌子上，打开自制的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当仪器靠近铀矿石时，立刻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在座的领导同志感到很新奇，纷纷上来试验。
为了能讲清楚铀与原子弹的关系，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特意画了两张示意图。简而言之，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就是把两块包裹着中子反射体的半球形浓缩铀― 235或钚―239，隔开一定距离，放在弹壳里。用高能炸药引爆，使两块铀球在百分之一秒内骤然结合，从而发生快速链式反应。铀，是制造原子弹的先决条件。现在中国找到铀矿了，先决条件已经有了！
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记得，听完钱三强的介绍后，领导同志们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讨论到晚上七点多。最后，毛泽东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会后，毛泽东开了两桌饭招待大家。刘杰记得，平素很少喝酒的毛主席，那天为中国的核事业干了一杯。
第二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说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
苏联专家走了，负责核武器研究的二机部九所只有一个中国科学家――邓稼先。
邓稼先虽是美国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但名气并不大。当初，钱三强选择邓稼先作为第一个进入原子弹研究领域的中国科学家，自有一番考虑。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意思是说，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主要靠苏联专家，中国科学家的任务是学习。钱三强考虑，成名的科学家恐怕不太好跟苏联专家打交道，于是就相中了邓稼先。
邓稼先早年跟杨振宁是同学，26岁就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他不但学问好，人品也好，每天背个布包步行上班，从不多说话。杨振宁曾回忆：“邓稼先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 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虽然钱三强说得隐晦，但邓稼先马上明白他指的是原子弹。“我能行吗？”对于突如其来的使命，邓稼先一时还没回过味来。不过，此时他已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为这项事业奉献终生。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对那个改变命运的一天，记忆犹新。平时，邓稼先晚饭时爱喝点酒，但那天却没有喝。那一夜，邓稼先辗转难眠。许鹿希忍不住问丈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呀？邓稼先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问：“调到哪儿去？”他说，不能说。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说。
“那怎么联系，你给我一个信箱号吧。”
还是不行。
沉默了良久，邓稼先说：“这个工作如果干好了，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了，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听了邓稼先的话，许鹿希急得哭了出来：“到底什么事，值得你下这样大的决心。”
面对妻子的追问，邓稼先始终没有回答。搞原子弹就意味着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随便跟人交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邓稼先进入九所后，二机部又从各个高校挑选了28名大学生，人称二十八星宿。早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物理学家朱建士便是其中之一。朱建士记得，刚进九所时他们管邓稼先叫邓先生，邓稼先说，叫老邓，叫老邓。
当时，苏联专家还没来，邓稼先就带着大学生们自学原子弹理论知识。虽然是留美博士，但对于原子弹，邓稼先并不比年轻人们多知道多少。他跟年轻人一起看书，一起讨论。谁看明白了谁就讲，讲不下去了就换别人，从来没有老师的架子。
朱建士记得，盖原子弹教学模型库房时，邓稼先总是带头挑土。他没干过体力活，挑起土来摇摇晃晃。大学生们看他又白又胖，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白熊。
即便是在工地，邓稼先也不放过任何讨论问题的机会。好几次他把饭碗放在地上跟别人讨论，工地养的小鸡就跑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
另一位当年的大学生竺家亨回忆，自从来了九所，老邓就经常加班到夜里一两点。他住的北京医学院家属院每天10点半就关门了，他不好意思老是麻烦传达室大爷，每天都钻铁丝网。
邓稼先是九所人缘最好，最平易近人的领导。每当有同志闹情绪不想干时，老邓都拍着肩膀劝大家。后来，九所同志都说，就怕老邓拍肩膀，他一拍肩膀，你就不好意思不干了。
可苏联专家一走，邓稼先也傻眼了。从“哑巴和尚”口中，他没套出任何有效信息，惟一掌握的关于制造原子弹原理的资料，就是钱三强那次记下的零零散散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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