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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秘密之剑:来自德国军事顾问们曾积极抗日 |
| www.sinoca.com 2011-06-03 华声论坛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1927年夏，蒋介石全面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路线，背叛了革命，致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醉心于德国军事化和工业化、对领袖崇拜和黩武精神有浓厚兴趣的蒋介石，转而向德国谋求军事援助，希望从这个欧洲军事强国引入先进的军事理念、战略战术，建立起一支忠实自己的强大武装，捍卫其独裁统治。
从1928年底开始，直至1938年中德关系恶化的十年中，蒋介石先后聘请了以马格斯・鲍尔、乔治・佛采尔、汉斯・冯・塞克特和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为总顾问的四任德国军事顾问团为其工作。尽管这些顾问团名义上均属私人性质，但这些德军精华来到了中国后，在帮助蒋介石整军建军、采购军火、发展经济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巩固蒋介石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马格斯・鲍尔：生前倍受赏识死后享尽哀荣
马格斯・鲍尔是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也是蒋介石掌权后第一个为他服务的外国人。他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在帮助蒋介石整训军队、发展经济方面颇有建树，为未来十年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
鲍尔是一位资历颇深、背景复杂、有着传奇经历的职业军人。1864年，鲍尔出生在德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军中服役，尔后成为德军总参谋部上校军官。鲍尔虽然军衔不高，但因头脑精细，目光锐利，才华横溢，受到参谋总长兴登堡和参谋次长鲁登道夫的格外赏识，成为了德军总参谋部的核心人物之一。一战中德军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均出自他的手笔。鲍尔还是个赫赫有名的火炮专家，他发明的新型重炮在一战中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一战德国战败后，共和政体的魏玛政权取代了君主制，钟情于君主制的鲍尔被迫潜逃到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等国。他还曾浪迹苏联，一度担任了苏联红军的炮兵顾问。1925年4月，鲍尔的老上级、76岁的兴登堡当选魏玛共和国总统，鲍尔于次年3月回到了德国。
1926年夏，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出面，请时任中山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代为物色德国军事顾问。朱家骅通过他的老师、德国工程师协会会长马脱昂斯教授和德国一战名将鲁登道夫建立了联系。鲁登道夫向他推荐了鲍尔。1927年3月，朱家骅向鲍尔直接发出了邀请，鲍尔表示同意。随后，鲍尔应邀拟定了一份所谓“现代军事组织建议书”送往中国南京方面。蒋介石阅后大为满意，深感知音难觅，于是嘱托朱家骅尽早请鲍尔来华。1927年底，蒋介石在上海会见了鲍尔。鲍尔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位来自军事发达国家的军事专家的许多观点，都让蒋介石觉得耳目一新。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一周后，蒋介石决定聘任他为军事总顾问。
1928年11月中旬，鲍尔率领一个包括10位军事训练专家、6位军械后勤专家、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铁路管理、医疗、化工专家共25人的顾问团来到了南京，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从1928年11月到 1929年5月病逝，鲍尔在华了作仅6个月。这期间，蒋介石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赋予他很大的权力，对他信任有加。鲍尔也深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为其出谋划策，多方奔走，可谓殚精竭虑，忠实地履行着一个“客卿”的职责。
鲍尔来华后，把主要精力理所当然地放在了全力帮助蒋介石整军、建军，极力加强以蒋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威上。鉴于政府军兵种单一、装备落后，急需加强战斗力的状况，鲍尔建议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一支现代化陆军及空军教导部队，配之以现代化装备，辅之以最新德国式陆军训练，然后逐步推广，最终建立起一支新式国防军。按照鲍尔的建议，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教导队，下辖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工兵队和一个通信队。教导队全部配发德式装备，并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后来，该队被扩建为教导师，几年后又被扩编为三个师，最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五军，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精锐。
鲍尔还积极参与了蒋介石为剥夺各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而实施的军队编遣计划。 1928年底，蒋、冯、阎、李四方部队北伐张作霖的作战已基本结束，蒋介石决定着手裁撤各派部队。鲍尔建议成立一个以蒋介石为主席的裁军整军委员会，并就裁军整军委员会的任务、原则和组织，委员的权利和义务，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等作出了阐述。鲍尔的建议与蒋介石的意图十分吻合，得到了首肯。按照鲍尔的建议，当时全国分属各派系的260多万军队缩编到80万，统归南京中央政府指挥。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被一一剥夺了。
编遣会议激化了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以鲍尔建议书为蓝本起草的编遣方案成为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导火线。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4月，鲍尔应邀随蒋赴武汉协助指挥作战。由于他经验丰富，谋事周密，调度有方，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中应付自如，异常轻松。
可是，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4月底，鲍尔在前线染上天花，虽被送往上海急救，但终因医治无效于5月6日病逝。临死前，鲍尔仍不忘使命，留下口述遗嘱，再次向蒋介石强调了空军的重要性，希望顾问团务必助蒋建立一支现代化空军，并推荐赫尔曼・克里拜尔中校继任总顾问一职。
鲍尔虽然在华时间不长，但建树颇多，加上他为人诚恳，处事稳重，给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他在很多观点上与蒋介石一致，提出的建议总能和蒋的意图相符且多被采纳，被蒋介石引为知己，因而在蒋系决策圈中有极高的地位。有人甚至评论说，“鲍尔在华之地位已高至遭到最高当局周围亲信之嫉妒”。因此，对鲍尔病逝，蒋介石十分难过，表示“从此会感到很孤独”。在为鲍尔举行的空前隆重的葬礼上，蒋介石悲痛得像个“被遗弃的孤儿”。以后，蒋介石在与德国顾问之间谈话常以鲍尔为榜样，“勉励”他们仿效其精神。后来，蒋介石还把这位前军事总顾问正在中国驻柏林使馆担任联络官的儿子召到中国，安排在自己身边做随身顾问，并视其如手足。对鲍尔，蒋介石可谓情深意重。
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也为尊重鲍尔的意见，蒋介石任命克里拜尔担任代理总顾问一职。1930年5月，克里拜尔应希特勒之召回国，乔治・佛采尔接任了总顾问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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