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猜中国30年后具全球能力或在拉美建基地(图)

　　核心提示：据日本“外交家”网站5月29日刊文称，中国学者已表示中国可能发展高技术冻结美国对其潜艇的情报搜集活动。除此之外文章还分析政治措施也是中国用以阻止美国军舰刺探其潜艇信息的手段。

资料图：美国海军监测船。

　　据日本“外交家”网站5月29日刊文称，海上安全，尤其是东海和南海的安全，仍然是中国、美国、日本和其它国家的重要议程，各方需要通过对话解决海上冲突。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加剧了这些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从而促进了官方和非官方对话；这其中就包括上海社科院与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共同举办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海会议引发的争论立即显示了对话的价值，但同时也暴露了对话的局限性。

　　日媒文章称，5月初，中国和美国官员试图通过高层对话建立脆弱的海上合作机制；这很好的反映了国家利益引发的冲突和不充分理解带来的冲突之间的差别。众所周知，对话不一定能够改善国家利益引发的冲突，但却能帮助缓解不充分理解引发的冲突。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专家李楠教授认为，面对国家利益引发的冲突，对话实际上会减少信任。就像中国解释其积极防御或“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一样。当美国试图向中国解释“海空战”理论时，对话可能也会同样效果不佳。尽管该理论仍然模糊，常被描述用于针对类似伊朗这样的敌人、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情况；却可能引发北京对其中包含更大政策的担忧。

　　此外，因为正式出现在2010年2月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之中，许多中国人认为，“海空战”理论实际上是个战略而非只是一个概念。类似的，中美两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着根本不同的解读；一个主要的差异就是是否允许外国军队在本国200海里经济专属区内进行军事活动，或者进行军事活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不断增长的自信导致其对经济专属区观念的扩展，以及将外军可以在经济专属区内进行军事活动的概念狭隘化。这些活动必须是和平的，而中国一些人并不认为非军舰进行的情报搜集活动是和平的。另一方面，美国不仅主张此类信息搜集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还认为自己有义务经常探测经济专属区，以维护全球公海自由。

　　日媒文章称，但是，实际的海上情况仍然在不断发展，并非仅仅是对国际法的解读问题。例如，据中国学者所称，中国可能发展高技术冻结美国对其潜艇的情报搜集活动；这导致美国“无暇”号海洋监察船在2009年3月搜集情报时，遭到中国船只距其100码的地方驶过船头。未来，中国可能会引入新的技术手段阻止美国监测解放军的军事活动。

　　日媒文章称，其中，政治措施也是中国用以阻止美国军舰刺探其潜艇信息的手段。中国将与印度和巴西等金砖国家合作，阻止美国军舰此类活动。印度和巴西也反对外军在本国经济专属区进行军事活动。在5月份的另一个论坛上，中国学者提到，30年后，当中国海军真正具有全球能力之时，或许会在拉美拥有军事基地；那时，就轮到中国通过刺探美国经济专属区来侵扰美国了。

　　日媒文章称，据称，对中国长期意图和能力的担忧是在该海域引发不确定性的主要驱动因素。目前，还没有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足够修改能够澄清由冲突国家利益带来的不同解读。同时，奥巴马政府应该推动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因为未能生效该公约向世界传递了如下信息，即美国制定了自己的仲裁规则，而非维护以全球规则为基础的系统。

　　然而，对话能够帮助包括有共同国家利益在内的情况。例如，随着潜艇活动在西太平洋增加，出现事故基本上不可避免。冷战时期，前苏联潜艇平均每年发生一次碰撞，美国潜艇或许每三年发生一次碰撞。而最近，一艘法国核潜艇和英国核潜艇试图在同一位置隐蔽时相撞；这证明，即使是亲密盟友也可能发生误撞。因为缺乏像美苏1972年签署的《海上防止事故协定》，地区大国未能有所准备，以在此类事故等紧急状况发生时进行帮助。而这一情况也就像是日韩之间，以及中美之间一样。

　　日媒文章称，尽管存在利益冲突，各种合作仍然能够实现。一种合作就是增加透明度（最近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似乎证明，其有兴趣进一步增加军事透明度）。另一种合作活动是建立额外类似《防止海上事故协定》的协定，以及利用已经存在协定的基础上。一个现存重要的、但未被使用的协议就是1998年签署的《海上军事合作协定》。直到最近，该协定几乎失去作用，因为中国不愿意迅速给美国发放证件。第三种就是，加强双边和多边人道主义救灾合作。最后，追求更多的共同发展，当紧张出现时也不停止；就像中国2010年在撞船事件后，仍然在东海进行共同能源开发。

　　日媒文章称，无论考虑何种合作，毫无疑问的是，各种多边努力已经进展到海上军事力量。例如，《亚洲打击海盗及武装抢劫船只的地区合作协定》是第一个地区政府间为促进和加强在亚洲进行此类合作的协定。自从2006年生效以来，大约17个国家加入了这个协定。该地区的国家还共享舰船航行信息，及开展联合巡逻。这些活动在未来将继续增加，这些措施建立在航行自由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至少与海上商业交通线有关。

　　除了有限的合作措施之外，在最近的传统最坏打算思维带来的挑战中也存在一些希望。例如，国家间对包括南海和东海在内水域的能源竞争感到焦虑。但是，其他国家认为，实际上，地理数表不支持这样的担忧，因为油气资源足够供应15-20年的能源需求。到那时，中国已经建立了真正的蓝水海军舰队，可以保卫自己的海上交通线，并确保自己的能源消耗。考虑到这点，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克里斯汀-帕斯摩尔（Christine Parthemore）指出，通过更多关注共同持久的担忧（例如，气候变化带来的渔业资源日益枯竭和环境影响），许多国家将能够更好的利用其担心。在这些问题上，许多国家都渴望且需要合作。

　　日媒文章称，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战略与军事对话中，提升了在人道主义救援、救灾和打击海盗上开展共同合作与演习的观念。这正是需要逐步展开的事情，可以帮助探讨建立自信的措施，能够带来真正的好处。所以，很有必要在未来执行这样的措施。但是，中国和美国想问彼此棘手的问题，一些只是反映美国对可能在亚洲失去投送海空军力量的担忧；而中国则担心它不能扩张，使自己同时成为海洋和陆地大国。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发表的声明。该声明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日媒文章称，这样就清楚了，国家利益限制了西太平洋，及其周边的合作水平和步伐。该地区的合作将会增加，但在这些拥堵又悬而未决的海域仍然脆弱。或许，美国不得不适应中国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自信；而中国也必须承认，美国保持着海上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