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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蒋介石的军机处 谈虎色变 连戴笠也低声下气 |
| www.sinoca.com 2011-05-07 人民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但是，蒋介石“玩”政治的手腕与一般人不同，用陈布雷的话来说，此人“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他是一个嗜权如命的人，大小权力都要一把抓。他又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人，一个喜欢独断专行的人。他曾多次说：“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蒋介石这种搞政治的作风，他的这种独裁统治方式，很需要在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为他出谋划策，为他控制人事，为他收集国内外的各种情报，还要为他提供万无一失的安全警卫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侍从室这个本来意义上的一般单位，就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可以说，侍从室是那个时期畸形的中国政治的“衍生物”。
有人打比方说，侍从室有点像清朝的“军机处”。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为了对西北用兵，成立了“军机房”，为他办理和参赞军机。雍正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这个机构是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和各地负责官员发布命令的。蒋介石侍从室和军机房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侍从室每天将各院、部、委、局（如军统局、中统局）呈送蒋“皇上”的报告、文件等等，提出拟办意见，直接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批阅后，由侍从室再将这些报告、文件转至各承办单位。报告、文件，侍从室呈送还是压下不呈送，先呈送还是后呈送，呈送时的拟办意见是什么，这些别以为是小事一桩，无关紧要，它所起的作用可大得很，甚至会决定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进退荣辱、生死存亡。
统局长戴笠是蒋介石最宠信的大红人之一。蒋的许多见不得人的私事也是交戴笠承办的。但就是这个戴笠，对侍从室里的职位也是垂涎三尺，削尖脑袋想往侍从室里钻，力图从中捞个组长副组长当当。因为戴笠知道侍从室对军统局和他本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1939年初，蒋介石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搞情报的业务合并起来，单独成立一个第六组，亦即情报组。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后，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职位拿到手。为此他到处托人情，找关系，还找到蒋的“国舅”宋子文，要宋出马去向蒋说项。但蒋还是没有让戴笠当这个组长，而让另一心腹唐纵担任此职。
戴笠没能当上组长，遂千方百计拉拢、讨好唐纵。在一次军统局局务会议上，戴笠强调说：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后，就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对唐要特别尊重。戴笠还指示管生活的人每月登门看望唐纵一次，主动向其送钱送物。例如1944年中秋节，就送给唐纵2万元，春节时又送唐过年费10万元。而唐纵少将当时的月薪只有480元。由此可见，为了拉拢和贿赂侍从室的一位组长，目中无人的戴笠也甘愿下这样大的赌注。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唐纵受礼后，当然心中有数，对军统局和戴笠本人也就格外帮忙。有时几个单位同时向蒋介石呈送报告，唐纵就把军统局的报告率先呈送，再将别的单位的报告压个一天半天。这样的“小动作”谁也察觉不出来，当然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在唐纵来说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军统局来说就功德无量了。侍从室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除“军统”外，还有“中统”。中统的全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初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改调查处）。众所周知，中统特务组织的最大头目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手下的得力干将和具体负责人是徐恩曾，官阶是中统局中将局长。但是，蒋介石对中统也不大放心，而要由侍从室去控制和监督它。1942年3月26日，蒋介石对侍六组组长唐纵当面下达指示说：“对两个调查统计局（笔者注：指中统和军统）工作要调整，对两统局工作人员要考核，每日要前往两局视察，协助指导，并接见其工作人员。两局人事必须由侍从室第六组处理。”
1944年1月7日，蒋介石又向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下达了一道手谕，其要点是要侍从室研究并设计建立一个对党政军各机关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监察网，以加强对特务、缉私机构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两局（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的监察。
国民党一贯标榜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行政五院各司其职。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是做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的，骨子里仍然是蒋介石一个人说了算。为此，蒋当然要通过侍从室来指挥五院。1943年3月8日，蒋介石亲自召集侍从室各处主任和各主要组组长开会，下达“圣旨”说：“侍从室务须设法推进各部院的工作。”一言九鼎，侍从室凌驾于各院、部之上的地位，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凡此种种，都引起蒋政权各部门的不满，许多高层人士也对此深为反感。难怪国民党头面人物何应钦愤慨地指责侍从室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天子毕竟是天子。蒋委员长也罢，蒋主席也罢，蒋总统也罢，头衔可以不断翻新，独裁者的本质始终未变。侍从室有了蒋介石做靠山，还有谁能奈其何呢!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蒋介石当然深谙此中道理。为此，他把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党内外、军队内外的各种情报，作为头等大事予以关注。特别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蒋介石的统治又是特务统治，因此搞情报就更为重要了。
蒋介石曾明确规定：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每天必须向他呈报军事、政治情报各十份。为了尽快看到最新情报，蒋介石还亲自下令：六组的情报可以越级呈送，不经过侍从室一处和二处，直接呈报给蒋本人。蒋特别要求六组提供共产党的情报。例如1946年1月30日蒋指示：必须派人潜伏在共产党内部，以入虎穴之精神建立内线;今后应讲求谣言攻势，谋略工作亦十分重要。再如1943年8月17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对六组提出要求说：“陕甘宁绥边区兵要地志及地图与每邻接各据点之距离里程，望详细呈报，并极密为要。”蒋介石之所以要此情报，其目的一清二楚：“此乃对奸伪用兵之步骤”。
对于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蒋介石也十分警惕，深怕它们在背后搞自己的“小动作”。桂系、湘系、粤系、西北系、东北系、川系、滇系、阎（锡山）系以及各地方实力派（如新疆的盛世才、青海甘肃的“三马”等等），历史上与他蒋介石有过多次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甚至兵戎相见。因此蒋介石一贯重视搞异己派别的情报，并要六组及时提供。例如1943年4月28日，蒋介石亲自召见六组组长唐纵，要唐“注意唐孟潇（唐生智）、何云樵（何键）在湖南的活动，但不可使其察觉”。
蒋介石为什么把这样机密的任务交给侍从室?因为侍从室是他心目中最可靠的机构，侍从室人员是他手下最可信任和嘱托的人员。即使是见不得人的事，也可交其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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