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永峥 《环球时报》(环球网)资深记者,主要从事战争报道。曾三次前往阿富汗,跟随美军反恐部队近距离目击战场实况。新书《跟着美军上战场》(作者邱永峥、郝洲)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邱永峥在接受记者采访。陈振凯摄
世界各个战场上,越来越多的中国战地记者穿梭在枪林弹雨中,他们为全世界带去了事件的最新进展与真实战况,这些面对死神得来的战场记录让记者这个职业显得很崇高。
多次出生入死 深入战区采访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危险对于中国战地记者邱永峥来说并不罕见,他报道过缅甸果敢地区冲突;四次追随巴基斯坦军队深入部族区目击打击塔利班行动;前往也门对话拉登大保镖;三次前往阿富汗,采访塔利班高级战地指挥官,并跟随美军作战部队,近距离目睹美军与塔利班武装的战斗。今年3月,再次进入利比亚东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进行采访,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他说:“如果以时间和距离来测量与死神的距离,仅仅是10分钟或者4米远。”
邱永峥和搭档郝洲跟着反政府武装向卡扎菲的老家推进。一路上,反政府武装的一个指挥官就下一步作战计划向邱永峥讲了半个多小时。其间,邱永峥不顾该指挥官的劝阻,下车抢拍了一组照片。由于可怕的炮声越来越近,邱永峥和郝洲离开了现场。可就在10分钟后,刚刚还在同他讲话的那名指挥官,被狙击手一枪打爆了脑袋。危险往往就发生在貌似安全的假象中。
在时刻充满危险的战场上,士兵们手中拿着的是枪,而战地记者手中紧紧拿着的,往往只是摄影机。
焦尸惨不忍睹 亲见生命顿失
有一天,邱永峥和郝洲完成了当天的采访,要跟国内进行卫星电话连线。他们随行的翻译要求找绝对安全的地方进行这项工作。于是,他们来到几天前就被反政府武装占领的一处地点附近。当时,旁边是反政府武装的两辆皮卡车,有一些人正在附近休息。在场的反政府武装人员说:“这里绝对安全。”但就在郝洲正在打卫星电话的时候,一枚火箭弹突然袭来,4米之外的两辆车瞬间中弹起火,十几个人在两位记者眼前顷刻化为焦尸。
回到北京,邱永峥不能再吃动物内脏类食物,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焦尸的味道造成的生理反应。战争环境下,每天都会死人,可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爆炸后空气中焦尸的味道,那是感官和心理都无法承受的。
全套防护装备 不能轻易使用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交战双方都不会伤害记者,他们可以携带全副安全装备在战区随意工作,即使遭遇危险,只要亮出“记者证”便能化干戈为玉帛。可实际情况是,战地记者往往在没有任何生命保障的情况下“玩命”。“记者证?”在一个非常态的地方,没有人看任何证件,邱永峥甚至没有把它带上路。
邱永峥有全套按美军标准配置的防弹衣和头盔,可以防卫AK-47的连续射击,然而决定动身去利比亚时,他把这些家伙留在了家里,后来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他的预判。他说:“反政府武装没有这个行头,政府军也仅仅穿军装,没见谁穿防弹衣。一旦你穿成这个样子出现,很有可能成为导弹锁定的目标,交战双方都会觉得 ‘哇,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先把他干掉’。”战地记者更不能携带任何武器,在全球的通用规则里,当记者拿起武器的时候,他就不再是记者了,唯一的防护,就是经验丰富、眼明手快,剩下的就全要靠运气了。
后怕常来纠缠 鞭炮令人不安
最深刻的恐惧不在战场上,而是当他回到和平的环境里,开始被深深的恐惧折磨。
邱永峥说,在前线顾不上想东想西,工作一天下来,稿子发回去,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了。每次都是回国以后,细想那些与死亡擦身而过的惊险片刻,心里才会涌起一阵阵的后怕。连春节的鞭炮声都会令他不安。
战地摄影记者拍到的米苏拉塔街头交战的场景。
讲述
战地记者鲍勃・德洛金
永远不穿卡其色衣服
在每一处战场,战地记者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大家报道战况。
战地记者赛尔伯汗・达罗说:“为了到前线报道战况,告诉人们战争的真相,让人们理解那份痛苦,某种程度上,你要在感情上摒弃自己。我经常想到死亡,我也常常问自己,假如我死了,这值得吗?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到处有子弹在飞,炸弹在爆炸。不过,往往这时候信念开始发挥作用了,坚持住,然后就挺过去了。”
战地记者们知道,在战场上,他们既不是敌人,也不是盟友,所以,他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战地记者乔尔・西蒙说:“我们不可能给山上的狙击手写信说,不要对记者开枪。所以,我们建议记者们穿上防弹服,坐在装甲车里,由车队护卫着前进。在战况混乱的城市里,要把床尽量远离窗口。”
战地记者鲍勃・德洛金说:“不要穿着卡其色衣服,否则会让人以为你是军人。我就经历过这种事情,我再也不想穿这种颜色的衣服,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容易遭到袭击的目标。”
对于许多记者来说,真正的战争危害往往发生在战事报道写完很久以后。 赛尔伯汗・达罗说:“我觉得心理危害更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战地记者经受的心理创伤远比肉体上受到的危险要大,很多心灵创伤和痛苦都让人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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