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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祖昌:开国少将为何在解放后主动退役做农民29年

www.sinoca.com 2011-04-04  凤凰网  [复制链接]  字体:

  甘祖昌,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现沿背村)人,1905年3月23日生。他家庭贫穷,世代务农。6岁时,曾得舅舅接济,读过一年私塾。以后,即在家种田和为地主做应工(随叫随到)。

  1920年,坊楼在外地读书的青年学生陈竞进、谢运鹏等陆续返乡,创办了新城小学,并与朱绳武等成立了莲花县早期共产党组织,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发现甘祖昌忠实可靠,便吸收他参加农民协会的工作。

  1927年7月,省农民协会负责人方志敏来到莲花,在坊楼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会后,甘祖昌主动找到方志敏,请教问题。方志敏向他进一步阐明了农民贫穷的真正原因,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认识。

  1927年8月24日,经谢运鹏、苏国珍介绍,甘祖昌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经萍乡芦溪来到莲花县境。部队在距甘祖昌家一公里路远的甘家村住了一夜,次日清晨即直扑莲花县城。开始,甘祖昌不知来了什么部队,便和群众一起躲进山里。部队走后,一个儿童在地上捡到一块“工农革命军”的臂章,甘祖昌这才知道是自己的部队。他立即赶赴县城,但部队已远去了。

  甘祖昌入党以后,担任交通员。1925年春,他担任坊楼乡土改委员会主任,8月,调任莲花红色独立团军需处处长,后来又被派往井冈山红四军训练班学习。毛泽东在八角楼接见了他,亲切地询问了莲花县武装斗争的情况,最后说:“我们的学习班办不成了,敌人要发动进攻。你回去告诉县委,要组织好红军和赤卫队,狠狠打击来犯的敌人,你们扯住了敌人的手脚,就是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出力!”这番话,使甘祖昌终生难忘。

  1930年12月,甘祖昌奉调湘赣军区红军兵工厂任副科长,负责制订生产计划、采购原料,还兼任会计、出纳,管理百余职工的伙食。由于他经营有方,工人每月能领到三四元钱的工资,干部能分到一点伙食尾子。

  1934年8月,为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湘赣红军突围西征。湘赣军区兵工厂被编为红六军团工人连,甘祖昌任连司务长。行军时,甘祖昌总是打前站,为部队准备粮草,安排食宿,即使在每人每天只分到8粒蚕豆的最艰难的情况下,工人连也没有饿死一个人。11月,甘祖昌随主力红军长征。爬雪山时,他支持不住了,瘫倒在雪山顶上。幸好当时任弼时牵了一匹马走过来,让他紧紧抓住马尾巴才下了山。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祖昌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甘祖昌任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奔赴抗日最前线。

  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断绝八路军军饷和军需供应,封锁陕甘宁边区。于是,中共中央将三五九旅从前线调回陕北,一面执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

  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这几个厂除修械所外,都是白手起家。在筹办大光纺织厂时,既无原料,又无厂房,既无织布机,又无熟练的纺织工人,真是困难重重。甘祖昌找到一个曾学过织布的红军战士崔米兰做师傅,办了一个织布训练班。他借用老乡的土织布机,用旧存的一捆棉纱试织成窄面白布,成本比市场上便宜三分之一。他向旅长王震汇报后,王震立即从警备团调20多名会织布的战士做技术骨干,再从旅直机关抽调部分公勤人员当学徒,并仿造了8架织布机,派人到山西购了一批原料,办起了纺织厂。不久,纺织厂又开了8眼窑做机房,新招了100多名工人,自制了10架织布机,改进了操作技术,从而在短期内解决了全旅l万多人的穿衣问题。由于甘祖昌工作成绩显著,1941年他被提升为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

  1941年冬,甘祖昌随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艰苦努力,部队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4年,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南下至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师。部队要经过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日军占领区,任务十分艰巨。此时,甘祖昌身体不好,经常咳血,但他坚持申请参加南下。南下北返途中,在广东八面山百熊镇,部队被日军重重包围,鏖战三昼夜,难以突围,甘祖昌旧病复发,高烧吐血,病情严重,王震动员他化装留下来看病,病好后归队,他坚决不肯,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大伙儿一起战斗。”最后终于胜利突围回到延安。

  全国内战爆发后,甘祖昌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1947年,他调二纵队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1949年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

  新疆和平解放时,国民党起义将领陶峙岳对王震说:“我们这里国民党票子很多,可惜是一堆废纸,就是粮食不多,吃饭是个大问题。”10万大军的军粮如何解决?靠内地进口,没有运输工具,远水不解近渴。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的派人到全疆摸情况的建议。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4个组,他带一个组一行8人,包括5个少数民族翻译,骑着马向白雪覆盖的北疆进发,走遍了戈壁牧场。20多天后,各组陆续归来,汇总调查情况。甘祖昌向王震汇报说:“有办法了,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见。经过商谈,苏联方面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偿还。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很多小组,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收购牧民的羊毛。牧民们欣喜地发现,他们用同等羊毛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一两倍,于是便纷纷拿出粮食来换日用品。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指战员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新疆政治情况复杂,一批国民党特务潜伏下来,囤积布匹等日用品,妄图哄抬物价,搞垮人民政权。甘祖昌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号召全军指战员增产节约,把每月津贴费抽出来办军人合作社。合作社的布匹和日用品价格比私商低得多,这样就迫使对方大幅度降价。他又准备从上海调进10万匹棉布,追使私商们卖掉囤积的布匹,从而把物价稳定了下来。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掌却暗中向他伸了过来。1952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上唇裂成三片,下额脱臼,鲜血直流。兵团卫生部部长潘世征给他做了手术。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到庐山疗养治病,仍不见好转。他每日发愁,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1954年军阶鉴定,同志们一致通过他为正师级,报到总政治部,被批准为准军级,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1957年他又接着写。这一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萧华提出申请。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从新疆到江西,精简家什,却把家禽家畜优良品种带回去;带领乡亲种果树、改良田、修水库、建电厂、修桥筑路,恩施十里八乡,情系农民群众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莲花。临行前,他对家人说:“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全家大小14人,行李精简成3个箱子,此外就是带了8只笼子,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

  甘祖昌一到家,就把弟妹们叫来,说了两件事:“一是我回来当农民,和你们一样是个平民百姓,靠劳动过生活。你们看我把新疆家禽家畜的优良品种都带回来了,为的是在家乡发展生产;第二件事,我们的家庭以前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以后有苦同当,有福同享。我回来了,大家一块过好不好?”大家表示同意,公推大弟森昌当家,甘祖昌和他的孩子们都服从他的指挥。

  农村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刚回来的时候,甘祖昌住在墙壁乌黑、光线阴暗的阁楼上,白天苍蝇成群,晚上蚊子肆虐。老伴担心他的身体,怕他适应不了。甘祖昌却很安然地说:“这有什么关系,苍蝇多勤拍打,蚊子多挂帐子,没电灯早睡觉,生活不是很好么?”

  他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叫醒孩子们,每人背个粪筐,到村外去捡粪。他边走边对孩子们说:“狗屎最肥,猪屎也好,牛屎差一点,但喂鱼最合适。肥料是,庄稼才能长好。”半年时间里,甘祖昌和孩子们为队里集肥上万斤。村民们在他的带动下,也都早起拾粪了。甘祖昌又对孩子们说:“现在抬粪的人多了,这是好事。我们不和别人争肥料,以后你们每天早晚割一担草。牛要吃草,又可以沤肥。”这样,他又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割草。

  初冬的一天,甘祖昌把全家人召集到屋后的虎形山上说:“我们队里人多田少,应该扩大耕地面积,这片荒山多可惜,把它开垦出来种上蔬菜,栽上果树多好!”

  小弟洪昌有不同意见:“这片黄泥山不长庄稼,种了也白费力!”

  甘祖昌摇摇头说:“不是土质不好,而是你们开垦的方法不对。南泥湾土质比这更差,庄稼同样长得很好。主要是挖得深,水份可渗入底层,不容易被太阳晒蒸发掉。方法是先把表层土挖五六寸深放置一边,再深挖下去一尺,然后把表土覆盖在上面,施上些农家肥,庄稼一定长得好。”大家听他说得有道理,决定试着干。甘祖昌本人带头,一冬天挥汗如雨,挖断了六七把锄头。工夫不负苦心人,第二年春天,在这片用汗水浇灌的土地上,终于长出了半斤多重的大萝卜、十几斤重一兜的大番薯。在甘祖昌的带动下,周围的乡亲也向荒山进军。寒冬腊月,甘祖昌又带领孩子到离家七八公里的苗圃去买树苗栽种在虎形山上。连续4年,栽果树上千棵,成活率95%以上。待虎形山成了花果山时,甘祖昌又把它无偿地交给了集体,并嘱咐孩子们,以后不准再上山摘果子吃。为国为民,功成身退,这就是甘祖昌的性格。

  甘祖昌所在的坊楼沿背大队(现为沿背村)共有1400亩耕地,其中600多亩是冬水田,常年水汪汪,人牛下田烂泥没腿肚,亩产只有100多公斤,因此全大队年年吃国家返销粮。怎样才能改造好冬水田呢?甘祖昌查看了16个垅、60多块冬水田的土质。他想起了城市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便把大队干部和部分中青年农民召集起来开座谈会,谈自己的想法。生产队长谢回生说:“开沟排水的确是个好方法,可以先搞一丘田做试验。”

  在甘祖昌的倡导下,由谢回生、刘云林、谢秋苟、刘范朗等5人成立了改造冬水田实验小组。经过试验,开沟排水的方法成功了,当年种的红花草,第二年就获得丰收。接着,就在全大队推广,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亩产提高了50公斤,脱掉了“吃返销粮大队”的帽子。为了支付社员的劳动报酬,甘祖昌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给大队社员发奖金,改造l亩冬水田,奖钙镁磷或过磷酸钙25公斤。20世纪60年代头3年,他共发出化肥5万余斤。由于他带领群众改造红壤和冬水田成绩卓著,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聘请他为科学研究员,并邀请他到南昌参加过3次江西省农业科学大会。

  1962年农历大年初二,坊楼公社(现为坊楼镇)书记刘可兴来拜访甘祖昌。甘祖昌紧握着他的手说:“老刘,全公社七八百亩望天田亩产只有400多斤,每年要吃返销粮300万斤,种田的没饭吃,这个问题你非解决不可。”刘可兴谦虚地说:“我来向你请教,靠你老人家支持把产量搞上去。”甘祖昌点头说:“好嘛,我们合作!”刘可兴提出修水库引水灌田,这正说到甘祖昌的心坎上。他高兴地说:“我们公社的田就得了两种病:一是肺结核,二是胃肠炎。犯胃肠炎的冬水田我们大队整治得初见成效。我想利用修水库的办法医治肺结核的望天田是完全有效的。只要你能把这两种病治好,群众就会拥护你。”

  为了修水库,甘祖昌和刘可兴跋山涉水去勘测。他们走到小五庙、龙潭冲时,甘祖昌说:“看看,这里是天生建水库的地方,山上有股长流水,山下是石底,水面也不宽,可以节约很多劳动力。”他又走到浆山冲,找到一个石底水面窄的地方,对刘可兴说:“这小河下游,曾建过两次水库,都让大水给冲垮了。现在我选了这个地方,估计洪水流量不会很大,最适宜建坝。”经过详细研究,决定第一批先建两个水库。

  修水库的计划报上去了,吉安地区特派水利工程人员来勘测,整个工程概算需四五十万元,县里拿不出钱来,公社也只有几万元经费。甘祖昌左思右想,想到了附近停产的峙垅煤矿,如果先把煤矿搞起来,拿挖煤赚的钱修水库,经费不就解决了吗?公社采纳了他的意见。煤矿两年创造了20多万元利润,基本上解决了修水库急需的经费开支。

  1965年8月28日,浆山水库工程正式动工,8个大队共抽调了100多个劳力脱产修陂。甘祖昌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往工地上赶,和青年们一块劳动。大家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得抓紧时间在来年春天雨季前完工,拖延时间一发春雨就糟了。到10月中旬,陂坝已建至3米多高,突然下了一夜暴雨,河水浊浪翻滚,汹涌而下,3米多高的陂坝被冲垮了,就连基底那块几十吨重的基石也被洪水挪动了位置。面对这种情况,群众议论纷纷,有的说:“这里地名南陂,就是‘难修陂’的意思,巴蛮要修,老天爷也会冲掉呵!”甘祖昌望着大家发愁的面孔,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同志们,大水冲掉了我们修的陂,老天爷毁掉我们3000个工,我们要它赔偿1万个工!”群众听了这话不懂什么意思。甘祖昌又解释说:“我们修陂不是为了引水灌田吗?要灌田就要挖渠修沟。天晴了两个多月,泥巴像石头一样坚硬。开渠费工又费力。现在下了这一场透雨,土质松软了,开渠一个工能抵三四个工,这不是老天爷赔偿我们1万个工吗?”一席话使大家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劲头又上来了。

  10天以后,洪水消退,大家又回到修陂工地,重新开始修水库的工程。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只花了12.1万元资金,一座高19.5米、长25米、蓄水550立方米的浆山水库便建成了,21.5公里长的水渠也同时完工,渠水灌溉了十几个大队的数千亩农田,全公社水稻产量翻了一番。

  水库刚建成,甘祖昌又和技术员王新安研究建发电站、机械修配厂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再派人到福建找老战友帮忙,购买500千瓦的发电机组设备。王新安没有搞过水电站,甘祖昌鼓励他刻苦钻研,攻关破难,并派懂技术的党员干部与他一道到吉安、安福、萍乡等地参观学习。回来以后,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将发电机组安装完成,全公社家家户户装了电灯,彻底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

  1968年冬,因家庭成分是地主而被“清洗”的建筑工程师刘乃基从西藏回来。大队造反派没收了他的存款和贵重衣物,将他监视在两间危房中居住。甘祖昌知道消息后,立刻找来有关人员,对他们说:“据了解,此人曾在西藏和平建设中立过功,同时有一技之长,应该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办事。建议安排他在社办企业中工作,专门负责全公社的桥梁建筑。”甘祖昌又找刘乃基本人谈话,鼓励他为家乡的建设出力,同时对他本人的生活也给予适当照顾。刘乃基感动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大家的关怀!”

  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和刘乃基冒严寒,顶酷暑,为全社的建桥事业奔忙。修沿背大桥时,上级拨款7万元,刘乃基精打细算,只用了不到3万元。整个沿背大队共修了120多米大大小小5座桥,才花费资金2.2万元,还剩下8000元。有人主张把剩下的钱分掉,甘祖昌不同意,他说:“我们国家目前还很穷,应该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沿背大队的桥修好了,甘家大队的桥还没修,剩下的钱应该支援他们。”

  在甘祖昌的努力下,当年12月的,甘家大桥动工兴建了。这天,甘祖昌脱下鞋袜,下河打桩,使群众深受感动。短短3年时间里,甘祖昌带领群众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

  粮食产量要上一层楼,必须依靠科学种田。从1972年冬开始,甘祖昌就着手在生产队搞农业科学试验小组。接着,又创建公社农科所。农科所在甘祖昌带领下,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白手起家,一边实验,一边推广,使当地粮食亩产由300多公斤,提高到700多公斤。

  为了加速农业机械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甘祖昌又协助公社办起了农机厂、水泥厂,举办拖拉机手培训班。为了集体的事业,他捐献了自己工资的大部分和历年的全部积蓄。他生活节俭,抽旱烟、打赤脚,衣服补丁摞补丁,家人也不许奢侈。但办公益事业从不吝啬。他常说:“为人民做有益的事,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牺牲家庭,教育子女,为大众树立良好榜样;回乡29年,脑震荡后遗症奇迹般痊愈;80岁走完了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

  甘祖昌党性强、作风正,处处坚持党性原则,事事讲究实事求是。他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1950年,他的大儿子甘锦荣从莲花老家前往新疆,要求父亲供他上学或安排一个较轻松的工作。甘祖昌对儿子说:“你已经20多岁了,读书超过了年龄,现在工厂需要锻工,你就去学打铁吧!”甘锦荣做了半年锻工,身体实在吃不消,甘祖昌才把他安排在农六师学开拖拉机。

  1972年冬,甘祖昌的大女儿平荣在吉安卫校学习,听说部队来招女兵,她正好符合条件,便写信回家要求父亲为她说话,照顾她入伍当兵,没想到,甘祖昌回答她的是一顿严肃批评。后来因为她品学兼优,经过学校组织推荐,部队批准而入伍。几个月后,平荣勤学苦练,射击成绩优异,被选送参加全军射击表演,甘祖昌才放了心。

  1974年,甘祖昌最宠爱的小女儿公荣初中毕业了。班主任前来家访,说起现在农村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都想让子女升高中。但根据目前县里的条件,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推荐升学。公荣在学校里成绩很好,表现不错,估计升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甘祖昌听了老师的话,就立即表示说,“农民生活好了,争着要孩子升学是好事,既然名额有限,就不要考虑我家公荣的升学问题了,让她回家务农吧。”老师走后,他又耐心地跟女儿解释说:“我8岁就开始劳动,你已经15岁,不算小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别小看了种田,学问大得很哩。你在家里也可以继续学习。搞农业科学试验,将来自学成才嘛!”公荣原先想不通,听了父亲的话,不禁破涕为笑,从此勤勤恳恳地拜老农为师,安心参加农业生产,每天出工在前,收工在后,受到群众的好评和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多次表扬。

  甘祖昌功成身退以后,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自己种菜自己吃,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衣服破了就补,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群众称他的形象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

  粉碎“四人帮”以后,甘祖昌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甘祖昌回乡29年,一直坚持与疾病做顽强的斗争。他对付脑震荡后遗症的办法不是“营养疗法”,也不是卧床休息,而是夏天光着头让烈日晒,冬天让北风吹。经过十几个寒暑的锻炼,脑子里淤血消散,脑震荡后遗症竟奇迹般地痊愈了。但与此同时,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却逐年加重。1970年夏天发作过一次,病情危重。经过组织上一再动员,他才去上海检查治疗,但半月后病情稍好又要求出院回乡。他说:“我是慢性病,在上海占个床位太不应该了!”1980年冬,他又突然患前列腺肥大症,尿道感染,经省医院转至上海华东医院治疗。第六天炎症消失病情好转,第八天他就乘火车出院回莲花了。1985年10月,甘祖吕旧病复发,莲花县医院立即组织抢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首长和全体指战员派人来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摇摇头说:“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

  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危。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1986年2月25日,甘祖昌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老战士,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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