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新闻兵亲历的传奇:美军少将如何死而复生(图)

　　“红色新闻兵”的开城岁月

　　钱嗣杰：“红色新闻兵”的开城岁月

　　历史学家用笔书写历史，而新闻摄影家钱嗣杰亲历着传奇，用相机真实记录着历史，见证着共和国的纷飞战火，亲历着共和国的国事风云，记录着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定格一个个经典瞬间。走近这位新闻摄影大家，俨然回放一个个有关红色传奇的镜头。

　　（一）谈判桌外的“明争暗斗”

　　记者团的车队经过价川、新安州、顺川，终于抵达有“柳京”之称的朝鲜首都平壤。从公元427年开始，古代的高句丽王国就在这里定都。1500多年来，平壤曾经多次遭到战火的破坏，又多次得以重建。钱嗣杰经过已被战火破坏的高句丽王国古老宫殿的遗址时，勾起对平壤昔日繁荣的遐想，似乎看到灿烂辉煌的朝鲜古代文化，然而眼前的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在这里投下了40多万枚炸弹，整个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到处是断垣残壁，惨不忍睹。司机告诉大家：“朝鲜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平壤南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这片肥沃的土地备受人们青睐。由于城市的一部分位于平原上，因此被命名为‘平壤’，在朝鲜语里，‘平壤’可以解释为‘平坦的土壤’。”

　　费了很大的周折，记者团一行才找到中国驻朝使馆，甘野陶代办已在那里等候。7月23日晚，中外记者团启程向开城出发。车过朝鲜第五大江大同江时，遭到敌机轰炸，炮弹在大桥两边爆炸，激起冲天的水柱，朝鲜人民军的高射机枪向敌机开火，枪声、炮声、马达声交织在一起。钱嗣杰等屏住气息，经受战火中生与死的考验，最终安全通过了大同江，不过卡车的前轮却不慎掉进了炸弹坑，出现故障而无法前进，大家只好返回大使馆，这时已是午夜时分了。

　　次日晚，换乘另一辆卡车出发，一路同样是空袭不断，终于在25日上午抵达位于朝鲜中西部有“松都”之称的直辖市开城。车子行进在这座高丽时代的古都，大家感受不到都邑的辉煌和繁华，满眼瓦砾，完全没有都市的面貌，路两边的建筑荡然无存。

　　中外记者团抵达后由朝方负责接待，被安排在松岳山上和山下的两处朝鲜老百姓家住下，六七个人一间房。这时，匈牙利《自由人民报》记者米赖依和波兰记者普拉茨基也成为中外记者团成员。钱嗣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摄影组组长。

　　一到驻地，报务员王梯云、译电员刘茂俭和两位摇机员等立即架起从北京带去的15瓦收发报机，并在约定的时间同北京联络。可是在开城能接收听到自北京发来的讯号，而北京却收听不到从开城发出的讯号。这就急坏了中外记者，立刻给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兼代表团新闻官沈建图汇报。通讯联络不畅一事，惊动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决定把朝鲜人民军仅有的两部苏联制造的通讯车调拨一部供中外记者团使用。

　　当天决定，朝鲜停战谈判下午复会。下午1点许，中外记者团赶到位处开城城区西北3公里的停战谈判会场来凤庄。这里是农村庄园，环境幽雅，气候宜人，四周开阔，小村中央的花园别墅就是来凤庄。别墅坐北朝南，黄瓦覆顶，雕花画草，十分壮观。门口有对石雕麒麟样的怪物，昂首张嘴，却亦威武雄立，进大门是一过厅，过厅进去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都有屏风，十分宽大，宽广盈丈。别墅花园内有石砌花坛，花坛旁有一汪不小的鱼池，时有游鱼来回游动，院内一株古松树，苍松翠柏精心修剪，若龙若凤，古松周围还植有很多奇花异草。这么好的环境，特别在四周战火弥漫的情况下有这么一方“世外桃源”实属不易，钱嗣杰还怀疑自己不是走在朝鲜的土地上。

　　原来，谈判双方提议以开城为会谈地点之时，在7月8日9时，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在开城举行预备会，与会联络官驱车走进开城，见市区因屡遭轰炸，到处断垣残壁，不但不雅，更不利安全警卫，联络官开车到郊区觅见这么一处农村庄园，于是双方同意决定在来凤庄作为停战谈判地点，安全警卫由朝鲜人民军绝对负责。

　　不多久，谈判双方代表陆续进入来凤庄。这时，双方记者活跃起来。颇有戏剧性的是南日乘坐了一辆涂有白色五星车号是5F的美式吉普车来到会场，与乔埃的坐车几乎完全一样。南日的车自然不是从美国买来的，而是从战场上缴获的，可能是美国人觉得丢了面子，此后乔埃就改乘直升飞机赴会。

　　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谈判桌外双方记者也在“明争暗斗”。“竞争”最激烈的要数摄影记者了，或立或卧或猫着腰或踩在凳子上噼噼啪啪地拍个不停，战地记者出身的钱嗣杰“不客气”地抢镜头，一般记者不是他挤来挤去的对手，用“徕卡”135拍下了不少珍贵镜头。

　　对方记者数量比我们多，除美国人外，还有南朝鲜派来的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许多记者，其中也有台湾国民党的记者。这些人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不尽相同，大部分对新中国怀有敌意，开始双方记者互不理睬，后来稍有松动但还不是很友好。一位南朝鲜记者还不清楚是由于“联合国军”在战场上的失败、损失惨重才被迫同意坐下来谈判，竟说：“你们失败了，因此你们要谈和平。”中国在有的美国记者眼里是一个和“饥荒”连在一起的国家，还问：“你们中国也能制造巧克力吗？”当中国记者给他们讲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后，美国记者瞪大了眼睛：“这可能吗？”钱嗣杰见此情景，有些无奈也有些好笑。

　　当天，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就朝鲜停战谈判的议程发表声明。声明说：从朝鲜停战谈判第一次会议起，朝中方就主张讨论和解决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既然我们双方都同意要达成停火与休战，不是为了任何一方取得不断再战的喘息时间，那么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作为朝鲜不再发生敌对的军事行动的坚固保证，不是应引起任何争议的。但是你方一再拒绝将这一问题列入议程。现在我方为求得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以实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初步愿望，同意将此项内容不列入议会的议程。但我们认为：朝鲜停战谈判在讨论和解决了停火与休战诸问题之后，仍然应对这个重要问题作一个明确交代。

　　7月26日，双方达成谈判议程协议。27日，“联合国军”方代表在谈判第二项议程时，拒绝朝中方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主张，侈谈海、空军优势，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获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联合国军”方这一要求遭到朝中方拒绝后，竟扬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

　　29日，将“三八线”定为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应当在其南北各10公里的地带。因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交战国的一方首先侵犯了“三八线”这个分界线，而且不能阻止战争的扩大也是因为交战国的一方无视朝中人民的意志，再度侵犯了“三八线”。这场战争是不分胜负的平局，所以在战争的结果上产生得失是不自然的。所以回复到战争开始时的状况是最适当、最公正，也是最自然的道理。“联合国军”方认为，如果承认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将不得不放弃涟川、铁原、金化一线的已占阵地，从军事地形上不适合进行防御。因此提出：以实际军事接触线为基础划为军事分界线。同时，由于“联合国军”方面占有海空军优势掌握着制空权，控制着全部制海权，如果停战，这些军事力量就必然不能发挥，所以军事分界线应当先在把力量、装备、兵站、海空军能力考虑在内，确保双方综合军事力量均衡的一条地面线上。因此作为补偿，军事分界线应设在现实际军事接触线以北30至40公里的地方。按此要求，朝中方将退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下令美国空军对北朝鲜进行空袭，100余架战斗机与战斗轰炸机轰炸了平壤，350余架飞机轰炸了南浦等美方认为重要的“特定军事目标”，试图在心理上给朝中方施加压力，迫使朝中方答应其所提出的谈判条件。

　　于是，朝鲜战场出现了谈谈打打的复杂局面。8月18日，美军集中8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夏季攻势”。

　　8月19日晨，我军事警察9人在排长姚庆祥率领下沿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向东巡逻。当他们一行走到中立区的松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埋伏在此的30余名南朝鲜武装人员的袭击，姚庆祥当场倒在血泊中。

　　中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在志愿军代表住地为姚庆祥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姚庆祥的灵堂两侧悬挂着两幅挽联，上联是“为保障对方安全反遭毒手”，下联是“向敌人讨还血债以慰英灵”。灵堂陈列着烈士的遗像以及花圈、挽联等。

　　灵堂布置完毕后，李克农、乔冠华到现场检查。“虽有这么多的挽联，可仍觉得有点不足，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李克农回过头，对站在身旁的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幅更为醒目的挽联。”

　　“嗯！”乔冠华应了一声。在钱嗣杰眼里，乔冠华很活跃，笑也笑得很潇洒，骂也骂得利落。乔冠华外出时，手里喜欢拿根文明棍，不停地摇着，大有学者之风。钱嗣杰清楚，乔冠华在德国读过哲学，懂几门外语，对中外文学有研究，笔头很锋利。志愿军代表团给北京的文电稿大都由他起草。乔冠华平时有两大嗜好，一是香烟，二是茅台酒。在朝鲜，爱写些打油诗取乐。

　　乔冠华不愧为一代才子，只见他紧锁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便顺口念出一幅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

　　“好好好”，李克农闻声连连称好。“你赶快让人去布置，以免耽误了时间。”李克农对乔冠华吩咐道。

　　在沉痛悲壮的哀乐声中，姚庆祥烈士追悼会开始了。灵堂虽然不大，但布置得庄严肃穆。各界人士、中朝代表团，开城中立区军事警察部队以及各国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都参加了追悼会。

　　枪杀姚庆祥的事件本已引起世界各国一切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而举办姚庆祥烈士追悼会更将这场反对阻挠谈判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从而使侵略者在道义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然而，“联合国军”方并没有因此而稍有收敛。姚庆祥烈士的血迹未干，美国飞机竟又于8月22日22时20分，突然袭击了我方代表团的驻地。当时记者们正在屋里谈话，听到飞机的声音后还没来得及躲进防空洞，炸弹已在四周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敌机先后在朝中代表团附近扔下了4枚汽油弹、12枚杀伤弹，并多次扫射驻地。

　　当晚22时35分，朝中方联络官以无线电话通知在汶山美方的联络官，促其速来开城进行现场调查。零时25分，美方肯尼上校、穆莱上校抵达现场后，在具体的人证、物证面前，仍然千方百计进行抵赖。李奇微也拒不认账。

　　次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此次敌机夜袭，其意甚明，我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我方应于今日提出暂时停开谈判会议，以压敌人气焰。同时，我们在军事上应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的进攻。

　　在此情况下，朝中代表团紧急转移到青云洞。此后，开始“打游击”，又转移了几个地方。这期间，中外记者团的住处数次遭到敌机轰炸。鉴于谈判陷入无限期休会，志愿军代表团决定：停战谈判中外记者团留下4位外国记者、两位中国记者以及新闻台全体人员，其他成员全部返回祖国。有丰富实战拍摄经验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和香港《大公报》的朱启平两位就留了下来。其他成员回国时，与钱嗣杰等挥泪作别。

　　就在这时，钱嗣杰听到一个噩耗：志愿军代表团工作人员、新华社英文翻译丁明因劳累过度，加之胃穿孔导致肠麻痹，但开城前线的医疗条件很差，抢救不及时而不幸病逝。

　　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下属的常设机构新闻处的主要任务一是配合谈判斗争，搞好对外宣传，二是为谈判工作服务，特别是有关各方面对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反应。新闻处人手少，工作很紧张，处长沈建图和他的主要助手段连城不但要联系前来采访的记者，而且还要按照谈判斗争的需要每天赶写文章，及时向全世界正确介绍谈判情况，阐明我方立场观点，揭露美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和破坏停战谈判的种种阴谋。新闻处领导的参编组由收报台康崇儒、苗青等几位报务员日日夜夜抄收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英文新闻电讯稿，关在汉和方迪槐二人据此编成英文参考消息，并由张文琏、吕志清、黄仕琪、贾淑勤、张丽珍、田林生、董斯美、曾肯干、刘钟云等从英参中进行选择，编成中文参考消息印发，供代表团领导和有关同志阅读参考。新闻处领导的中外记者团除到谈判会场采访外，还根据新闻处的安排而不时地到朝鲜作战线的前沿和后方进行采访或调查。

　　每隔一段时间，沈建图召集中外记者团记者开会，介绍谈判形势，分析谈判内容，明确报道重点以及宣传策略等。不过，沈建图的中文讲得并不好，但是英文相当棒，写稿直接用打字机打英文。于是，钱嗣杰等常开玩笑说：“你是中国人，中国话讲得却不溜，你成了半个外国佬。”

　　（二）迪安“死而复生”的背后

　　威廉・迪安是美军陆军步兵24师少将师长。1950年7月，迪安奉命率这支号称“常胜军”的24师最早进入朝鲜。7月5日，迪安派出该师的先头部队――史密斯支队执行侦察任务，不料该支队刚进至乌山就遭到朝鲜人民军伏击，史密斯支队几乎全军覆没。

　　美军入朝后的第一场战斗就以失败告终，而厄运对24师来说还只是刚刚开始：7月8日，该师21团在天安遭朝鲜人民军重创；7月10日，24师34团的防线被人民军突破；16日，24师19团在大田郊区遭到重挫。这样，24师的3个主力团在10天内连遭打击，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面对不利态势，迪安被迫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

　　然而，不等美军撤退开始，朝鲜人民军就展开了新一轮的进攻。20日晨，人民军突进至大田市区。此前，一直在大田指挥作战的迪安只得随残部仓皇逃窜。由于地形不熟，迪安一行的两辆吉普车很快迷路了。在前进到大田以南1英里时，他们遭人民军狙击手袭击，迪安等人只好弃车逃进山中，与部队彻底失去联络。

　　24师作为美军最先到达到朝鲜战场的部队，从7月5日至21日，短短17天就损失兵力7305人，损失装备六成，连师长也突然人间“蒸发”。美国政府先是守口如瓶，后来迫于舆论，才授意美联社于7月25日报道，迪安将军“迷途失踪”。几天后，在迪安家属的一再追问下，麦克阿瑟上将立即电令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查找迪安的下落。沃克采取多种手段搜寻，都没有找到迪安。无奈之下，他只得编造“迪安师长英勇战死”的事实向上司交差。于是，美联社又报道迪安“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率部突围时，临危不惧，以身殉职”。之后，美国当局在五角大楼为迪安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全国皆降半旗致哀。仪式上，授予“阵亡”的迪安一枚代表最高荣誉的国会荣誉勋章。

　　国会荣誉勋章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勋章，颁发数量极少，通常只颁给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和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凡是追授国会荣誉勋章的人，不但他的名字将永远载入美国史册，其亲属还将享受世卿世禄式的终生优抚。在为迪安追授国会荣誉勋章的时候，美国政府和军方联合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授勋仪式，许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以及迪安的“遗孀”相继发表了或歌功颂德、或痛表哀悼的演说，美国的许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都作了高规格的报道。

　　然而，没过多久就从朝鲜战俘营传出迪安被俘的消息，引起美国舆论界的一片哗然。原来，迪安一行逃入山中后，1950年7月21日夜他口渴难忍，独自一人循着水流声音去找水，因天黑失足滚下山坡，肩部和肋骨骨折，昏迷了过去。随行人员四处寻找，不见他的踪影，只好离开。迪安苏醒后，一人在山沟东躲西藏。由于染上痢疾，觅食困难，他的身体虚弱消瘦，形容枯槁。8月25日，藏匿了36天的迪安最终在大田以南35公里处被朝鲜人民军俘获，成为朝鲜战场被俘美军军衔最高的指挥官。

　　迪安被俘后，为防止美军将他救出或炸死，中朝方面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使这位将军在战俘营平安地度日。期间，他对美军的侵略进行了深刻反省。

　　1951年12月18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交换战俘名单。“联合国军”方交战俘名单13.2万人，朝中方交战俘名单11599人，其中“联合国军”4417人，南朝鲜7142人。让美方震惊的是，迪安被列在朝中方面提供的战俘名单第一位。由于这事的高度敏感性，他们心照不宣，对此高度保密。在双方谈判代表步入谈判帐篷之际，志愿军代表团新闻处处长沈建图授意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向美方记者透露一些新闻，当时美方记者对中国记者怀有敌意。于是，阿兰把美联社记者叫到一边，对他说：“现在我有一条轰动性新闻的线索提供给你：在韩中方面今天交给美方的战俘名单上第一名就是迪安将军。”美联社记者听后喜形于色，激动地说：“非常感谢你！”于是，他立即现场打字，把一篇只有一句话的新闻发给美联社总社：“迪安还活着！”

　　这令美国政府及“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大为震惊，措手不及。美联社马上抹煞事实，诬栽有人“别有用心地造谣生事，充当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并且编造了好些材料，加以“反证”、“批驳”和“否定”（不过，这位记者后来还是因此受到总社嘉奖“普利策奖”，并得到3000美元的奖金）。

　　可是不久，1952年2月上旬，美国《星条报》、《图片邮报》等又几乎用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美军战俘在战俘营中的生活照片，其中有两张迪安的正面半身照，一张是被俘时瘦弱忧伤颓唐的迪安，一张是被俘一年半后壮实而脸带微笑的迪安，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久，美国《生活杂志》等许多报刊也广泛刊用了迪安在战俘营的生活照片。从照片上看得出，迪安正在朝鲜战俘营里享受人道主义待遇，身体和心情都很正常。

　　对于美国军政当局来说，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所造成的尴尬局面恰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没有人能理解和谅解，包括迪安的亲属在内。任何解释，不论是多么巧妙高明都会弄妙成拙，带来更多的尴尬。于是，舆论大哗，美国人民都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

　　此时的朝鲜战场，“联合国军”的军事形势每况愈下，美军的增兵数字与伤亡数字与日俱增，国内早已闹得民怨沸腾，人们到处发出愤怒的呼声，要求结束可耻的又无胜利希望的侵朝战争。

　　那组有关迪安在战俘营里的生活照片就是钱嗣杰拍摄的。由于摄影记者经常要外出采访，有时还要跟随部队出发，部队就给代表团摄影组长钱嗣杰配了一辆苏联产的吉普车。志愿军入朝参战后，随着战场上的俘虏越来越多，前线兵团的临时战俘收容所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此，志愿军决定在朝鲜北部平安道碧潼郡建立战俘营地。对内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训练管理处；对外则称：碧潼战俘营。战俘营收容并管理着5000余名“联合国军”俘虏官兵。钱嗣杰曾多次到这里采访战俘的生活。

　　一次，钱嗣杰到碧潼战俘采访，不意间发现有一个人在美军俘虏中与众不同。此人头戴一顶帽檐很长的军便帽，身穿一件墨绿色的长夹克衫，满脸皱纹，看上去年纪有50岁左右，比其他军官大得多，言谈举止也有别于一般俘虏。经过了解，得知他是一名美联社的资深摄影记者，名叫弗兰克・诺埃尔，被俘时身着戎装的他还携带着全套战地摄影器材，是典型的军中记者身份。因为是同行，钱嗣杰很关注他的举止，发现他尽管当了俘虏，但是对摄影事业仍未能忘情，把摄影看做自己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后来，诺埃尔提出建议，请求中方批准他为战俘们拍些照片寄回家，以消除家属的焦虑心情。经研究，管理处认为这个意见可取。美联社东京分社获此信息后，惊喜交加，立即通过英国记者阿兰・魏宁顿、法国记者贝却敌从中斡旋，疏通渠道，发表诺埃尔在战俘营所拍的照片。志愿军代表团对美联社的这一要求表示首肯。为此，诺埃尔一下子成为名声大振的传奇人物。他不仅能够在我军战俘营内到处拍摄，还能通过特殊渠道不断为美联社东京分社供独家照片发表。此举轰动了美国朝野，诺埃尔本人也被西方新闻界称为“在铁幕后创造奇迹的诺埃尔老爸”。美国的另一家大通讯社合众国际对此既羡慕又妒忌，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没有一名记者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以取得与“诺埃尔老爸”同样幸运的身份和机遇。

　　诺埃尔所拍反映战俘生活和娱乐的照片在美国发表后，收到许多战俘家属的来信。有的家信中说：“从诺埃尔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你的身体像在家里一样的健康。”有的父母写信给诺埃尔让他们的儿子向诺埃尔和战俘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那些日子，诺埃尔的嘴角总是露出笑意，有一种职业的满意感，并为此妻子收到了很高的稿酬。

　　这时，诺埃尔情不自禁地念叨着：“我是因祸得福啊！当了俘虏还发了一笔小财。”他把一张威士忌酒瓶上的商标贴在照相机的匣子上，此后就经常听到俘虏们说：“‘老威士忌’又来了。”一次，诺埃尔竟然得意忘形地在一封写给美联社的信上落款“美联社鸭绿江分社”。战俘营的工作人员知道后，严肃地警告他说：“你太忘乎所以了。不要忘记，你现在的身份不是记者，而是战俘！”诺埃尔连连说：“对，对，先生。”

　　1952年1月中旬的一个黄昏，钱嗣杰开车和新华社随军记者徐熊、李炳衡由碧潼战俘营带着美英等国俘虏托转的大批信件和照片，前往开城。大雪纷飞，吉普车在群山峡谷和莽莽丛林之间奔驰，稍一不慎，车子可能就会跌落路旁深不见底的阴森森的山涧。路旁一辆辆被摔翻的车体叫人发怵，坐在车内的徐熊和李炳衡索性闭起眼睛，思考报道工作，但是当车子被颠得很高很高时他们又不起不大喊起来：“万岁！万岁！”于是，钱嗣杰有了“万岁司机”的绰号。

　　天色渐渐暗了，钱嗣杰加速行车。突然轰地一声巨响，原来是天上成群结队的美国飞机正在乱投炸弹和燃烧弹，把地面炸得碎石乱飞，弹片狂啸，漫天烟尘，满地烈焰。这里已无险峻嶙峋的峭壁和接连不断的大沟，然而不久车子被卡在一处巨大的弹坑之中，前进不得，后退不能。钱嗣杰好不容易才将车子驶出弹坑，向前猛驶。

　　可是，刚走不久，又碰到呼啸而至的弹雨，爆炸的气浪在开阔地上翻滚。咋办？闯过去！钱嗣杰鼓足了劲，把握着方向盘，车子似疾风扫地面，冲过累累弹坑，踏过熊熊火海。就这样，在这条险途危道上，钱嗣杰开车穿越了一道又一道弹屏，冲破了一层又一层火网。直到拂晓，大家终于带着满身的“战尘”，抵达新华社平壤分社。

　　分社首席记者刘桂梁拉住徐熊的手打量，说：“怎么？你们掉到河里去了？”原来，徐熊穿的大衣从里到外全都湿淋淋的了。钱嗣杰嗅了一下，觉得不对头，便上车查看：天呀！车上的一个汽油桶的盖子早就颠得不见踪影了，汽油在车子里到处流淌。多险啦，要是在路途中有一点火星儿蹦到车内，3人早就葬身于“火车”了。

　　无意间，钱嗣杰得知曾广为传闻已阵亡的美军24师师长迪安就在离平壤不远的由朝鲜人民军看管的第6号战俘营那里单独收容，十分兴奋，请求前往采访。

　　次日，钱嗣杰带着徐熊、李炳衡及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专程到平壤附近的第6号战俘营，单独采访了在押的美军24师师长迪安。迪安接受采访时说，当初不愿暴露真实身份，是因为他一直难以理解：自己武装到牙齿的部队，不知何故却被一向瞧不起的敌手击溃，堂堂的美军少将居然成了志愿军的阶下囚。迪安在战俘营中几次想自杀，幸好看守人员及时制止。他很感激朝中部队能考虑某种战略需要，暂时没有公开他被俘的真相，并且按战俘政策，使他享受到十分优惠的待遇。钱嗣杰用手中的“新闻镜相”相机拍摄了迪安居住的“战俘营”――两间房子（没有高大的围墙和铁丝网），并拍了迪安室内看书、林中散步、练拳、做操、用筷子吃饭、同卫兵下棋等大量生活照片。

　　钱嗣杰感觉到，脱下戎装的迪安在闭门思过，开始用一个旁观者的目光审视这场被美国总统杜鲁门称之为“警察行动”的干涉他国内政的战争。

　　1月18日，钱嗣杰所驾的车与朝中代表团的两辆卡车一起组成汽车队，从平壤向开城驶去。车队的汽车数量、行驶时间、路线、速度和车上标志等，都是按敌我双方规定办理的。因此，美国飞机不能够白天在这条公路上向朝中汽车轰炸扫射。可是，汽车一出平壤，4架敌机就在钱嗣杰所驾的车子前后左右不断地轰炸和扫射，威胁着车队，钱嗣杰沉着行车，继续前行。到了汗浦里桥的时候，敌机低空盘旋，直接对车队射击，打坏了车队的第一辆卡车，车内共8人其中有两位朝鲜工作人员受伤，车体本身数处被击。钱嗣杰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了敌机袭击的瞬间，并随后对受损的车体及受伤的伤员作了现场拍摄。

　　到达开城后，钱嗣杰等才知道，就在他们遇险的前一天，美国飞机悍然飞临开城上空，对中立区进行了疯狂轰炸。钱嗣杰等把途中遇险经过如实报告给了朝中代表团，且提供了拍摄的有关照片资料。19日，朝中方首席联络官张春山上校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他们调查处理。

　　4天后，美方作出如下答复：“1月18日汗浦里空袭事件：你方1月22日所提供的物证、人证，证明了下列事实：（一）约16时35分，当联合国军飞机开始对汗浦里桥进行预定攻击之际，有适当标志的车辆3部的车队自北方行近该桥。（二）当领队车到达桥北约40公尺处时，由于炸弹损害的结果，它被迫停止前进。（三）领队车内乘客8人中两人中弹片受伤，卡车本身数处被击，结果轻微损坏。（四）第二、第三辆车在第一辆车北200公尺距离处停下，未受损坏。鉴于此等情况，联合国军表示遗憾。”

　　在当天的联络官会议上，美方联络官穆莱也承认18日确有美机4架在汗浦里桥附近俯冲扫射投弹，其中1架飞机就发射100梭机枪子弹。他对于“确在附近”的朝中代表团的车队在遭受攻击后，其中1辆卡车损坏、车上两人受伤表示“遗憾”。但穆莱又推托当时美国驾驶员“没有发现车队”，想借此推卸美机违反协议攻击朝中代表团车队的责任。事实上，美国驾驶员既然亲眼看到了汗浦里桥，并进行接连俯冲扫射，却声称“没有发现”桥北40公尺处正在平地开行而挂有显明红色标志的朝中代表团车队，这是当然不能令人相信的。尽管钱嗣杰等对此结论很不满意，但是大家庆幸没有出现生命危险。

　　钱嗣杰注意到社会上有人否认“迪安还活着”，于是主动出动，利用美方记者苦于得不到的事实真相的心理想在借舆论宣传战上出奇制胜。恰恰这时，一同到第6号战俘营采访过迪安的阿兰知道自己拍了大量有关迪安的生活照片，他找上门来了，还带着一位美军《星条报》记者来了，请钱嗣杰把所拍的那组《迪安生活在战俘营》交给美军记者。钱嗣杰一想，给对方发表也好，可以替自己宣传真实的情况，便将照片及底片一并交给了对方，以方便他们放大或缩小照片发表。

　　于是，迪安是死是活真相大白于天下。杜鲁门十分尴尬，只得通过新闻发言人发表了“尚需调查个中原委”的声明。这一调查，便拖延了近两年时间。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生效。从8月5日开始，双方实施遣返战俘。一天，大批美国战俘在志愿军战俘营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着卡车从碧潼出发，说说笑笑直奔开城。到了离开城还有几十公里的金川附近，忽然有一辆福特牌小轿车由北向南驶来，轿车的前排左座位上坐着的就是迪安。

　　迪安到了开城，下榻于一座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楼房，房前是个花园，花园里还有清澈的小溪。幽雅的景色和恬静的气氛给迪安以启示和神往，如果不是这场为时3年多的战争，这里到处都应该是这样的美丽景色。

　　9月4日晚上，是迪安即将遣返回国的前一天，遣俘委员会的朝中代表和几位工作人员，特意在开城为他安排了一次告别便宴。迪安非常激动。不打不相识，相识了又要相别。一股淡淡的离绪涌上了他的心头，眼睛顿时有些湿润，动情地说：“我认为历史在中国是重复的，一个一个国家都曾想吞下中国，但都没有吞下，不仅10年、100年这样，1000年、1万年以后也还是这样。任何企图征服中国的国家最终都被中国赶跑了，丢尽了脸面，有的甚至被中国同化了。这个国家了不得，碰不得……”

　　迪安不是文人雅士，他是老兵，他是武夫，他不能当众落泪，百感交集的他便举杯豪饮，饮得酩酊大醉，连连呕吐，把我方发给他的一身新西服吐得一塌糊涂。他为自己的失态而深表歉意。可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谁能责怪这样的失态呢？反常的失态岂不蕴含着一种正常的情怀吗？

　　迪安虽醉犹醒，拉住在座的朝鲜人民军代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的手，诚挚地说：“愿美国和朝鲜、中国永远不再开战！”

　　9月5日，迪安身穿连夜为他赶制的一套崭新的蓝色西服，由朝中方面的两名遣返军官陪同，乘坐一辆小吉普车来到军事分界线。迪安下车后，一名美国上校带着几名美方军官，快步迎了上来。上校向迪安敬了军礼，也许因为心情紧张，他忘了遣返程序，匆匆把迪安迎上一辆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