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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磨难的女红军张琴秋 被俘后逃脱马步芳魔爪 |
| www.sinoca.com 2010-11-18 文史天地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她参加过长征，参加过西征，她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建国后，却被“自己人”逼上了黄泉路。张琴秋，共和国将永远记住你！
反对张国焘被降职
经过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近一年来的不懈努力，该部已在大巴山区站稳脚跟。1933年底，这块新开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已拥有20多个县（市）的苏维埃政权，人口约500万。为此，毛泽东于1934年1月21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和作用”。
正是在此大好形势下，作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以所谓在方面军内部开展一次“反右派斗争”为借口，准备报小河口会议的一箭之仇了。但整日忙于根据地创建工作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还未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小河口会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2年12月9日，被迫撤离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途经小河口时，在此进行了休整。期间，曾任鄂豫皖特委书记的曾中生，曾任红四军军长的旷继勋，曾任红四军政委的余笃三等，与方面军总部机关干部刘杞、舒玉章、朱光和王振华等十多位同志一道商量后，打算派人赴沪去向党中央告状，请求党中央采取措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其意见主要是要求红军停止转移，择地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正在为去上海作准备的王振华、朱光两人，在曾中生的支持下，将其意图告诉了他们一向敬佩的张琴秋，请求她帮忙找两套便服，以便赴沪时换穿。
张琴秋觉得事关重大，就先去找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商量。他们一致认为，这件大事必须得到更多的、更重要的领导同志的支持，才能奏效。鉴于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已去前方了解敌情不在，因此他们商定，由张琴秋去做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工作，以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结果碰了壁，陈昌浩很快将此事报告了张国焘。
当晚，张琴秋又与王振华、朱光、李春霖等同志来到曾中生、刘杞住处商量，最后决定改由曾中生执笔，集中大家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送给张国焘看。看了这份材料，张国焘了解到当时广大指战员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自感处境孤立，于是在小河口召开了全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表示欢迎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决定停止转移，争取在汉中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加强集体领导，曾中生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也由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晋升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然而，曾中生、张琴秋等从此成为张国焘的心头之恨。
红四方面军扎根川陕苏区之后，张国焘认为“秋后算账”的时机已到。因而他在《中共川陕省委关于保卫赤区运动周的决议》中进一步提出，“要加深红军中的肃反”，要“把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右派的各种欺骗罪恶彻底揭发”，要“把一切破坏革命、取消革命、怀疑革命……的各种活动大大肃清”。当该决议在全军传达贯彻执行时，张琴秋被张国焘叫去作了一次谈话。张国焘问她对省委的这个决议有何看法。张琴秋坦率地说：“……改组派、AB团、取消派，这些政治组织或政治派别，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但是，不久便销声匿迹了。在川陕苏区，我还没有听说有谁发现过这些组织的活动。因此，我觉得，省委决议中说的一些话似乎有点小题大作，甚至有点无的放矢……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我是这样想的。”
“哦！”张国焘脸上露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当然，由于我们胜利结束了西征，进入了川北，初步打开了局面，四川军阀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势必要向我们发动军事进攻，并伴以种种秘密的破坏活动，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但张国焘打断她的话，说：“琴秋同志，请你想想，改组派、取消派是一些什么人？你说没有发现他们的组织活动，那么他们的思想活动肯定也会有的呀！你这位啃过洋面包的老同志，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懂呢？孟什维克是联共党内的一个派别，托洛茨基是苏联人。我们中国党内，照样需要和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分子、托落茨基分子作斗争。据我看，改组派、取消派、AB团等，在我们红四方面军也是存在的。例如，在部队西进途中，有些屡犯错误、受过处分的人，就一直背着我们，进行派别活动，打着反对某一个人的旗号，企图推翻党对红军的领导，取消革命。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可以称他们为取消派，或者叫他们为取消派的新生力量。我们也可以不叫他们取消派、改组派，我们就把他们叫作右派，这总可以使你理解接受了吧。右派活动在我们这里是千真万确地存在着的。有些人就公开组织开小差，要脱离红军，到白区去。这是你完全了解的事！这最足以说明右派的面目。”
继之，张国焘话锋一转，又说了许多吹捧、拉拢张琴秋的话，要她“在这场斗争中，勇敢地站出来，彻底地揭露和批判那些右派的罪恶活动”。
直到这时，张琴秋才完全看清了张国焘的险恶用心，于是她理直气壮地说明了小河口会议的原委以及她的看法：“当时许多同志在西征途中，对部队无目的、无止境地向西走，都有意见。大家的意见既然相同，碰在一起，就不免要发几句议论，说几句怪话。我觉得我们领导应该主动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应该回避。我因为不懂军事，曾经请教过几位在军事上有素养的同志，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深深体会到，大家都没有坏心，都希望我们这支部队能够早日找到一个地方，站住脚跟，重新创建一个红色根据地。更没有谁想到打击你的威信，推翻你的领导。小河口会议上的全部发言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不能同意说这当中有什么反党派别活动。至于要到上海去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这原是党章上明文规定的党员应有的权利，别人是不应该反对或阻挡的。只是由于当时部队正处在极为紧张的行军作战中，这样做对部队不利。为了达到全军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经我们劝说后，改由曾中生同志把大家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你。我认为，这样做，绝不是什么阴谋活动，完全是正大光明的行为。你在小河口会议上也曾表示过欢迎。”
张国焘碰了钉子，但仍不死心，他说：“那么，你得发表一个声明，表明你和右派划清了界限。”
“可以的，但我的书面声明决不会比我刚才说的话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
盛怒之下，张国焘未经集体讨论，次日便口头宣布撤销张琴秋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另行分配工作。不久，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王振华等都被张国焘下令逮捕杀害了，朱光长期遭软禁。张琴秋之所以幸免于难，据知情者分析，张琴秋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被认为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因当时王明正掌握着党中央的领导大权，故张国焘怕得罪了共产国际，而没敢对张琴秋下毒手。
张琴秋先是被降职担任新解放的红江县（今通江县丰溪坝区）县委书记，一年多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还任过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等职。尽管横遭不公正对待，但她毫无怨言，依然恪尽职守，努力工作，成为誉满川陕苏区的排头女兵。
为了克服缺少医生的困难，红四方面军总部早在1933年8月召开的医务工作会议上，就作出了《团结争取旧的医务人员，设立中药房》的决议，但由于张国焘推行极“左”路线，借“肃反”滥杀知识分子干部，这个决议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驻在沙溪王坪时，拥有3000名医护人员的方面军总医院，却仅有李永钊、任仲权、阎文仲等几位被认为出身好、历史清白的中医。适逢疟疾、痢疾和伤寒病大流行，住院病人一时多达700余人。这几位中医即使日夜不停地工作，也诊治不了这么多的病人。为此，张琴秋思虑再三，决心冒着触怒张国焘的风险，团结争取当地的中医到总医院来工作。
征得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周光坦的支持后，张琴秋就一面与地方党委联系，找到驻地中共沙溪区委书记阎仕金，请他们协助提供当地的中医情况；一面发动总医院现有的几位中医提供名单，动员其所熟识的中医到总医院来工作。当张琴秋了解到这里有一位行医近50年、医术很高明的名叫杨成元的老中医，只是因为以前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伪职，怕红军会把他抓起来杀了，所以已外逃躲进了深山老林中。张琴秋便在区委书记阎仕金、中医阎文仲等的陪同下，几次前去拜访，邀请他下山来为红军服务。这位老中医为其诚意所感动，就打消了顾虑，来到总医院工作，第一天就接诊了90多位病人，轰动了全院。在他的推荐下，阎侣丰、何光旬、周致和等几位中医也来到总医院效力，从而加强了医务力量。
在工作上，杨成元等老中医受到张琴秋等总医院领导的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在生活待遇上，经方面军总部同意，对这些老中医实行薪金制，还享受行军或出诊时配给坐骑等特殊照顾，所以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使许多红军指战员的病得以及时治愈，还帮助总医院培养了一批中医。表现突出的杨成元也经张琴秋提议被任命为总医院中医部负责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年近古稀的杨成元主动要求随红军行动。后来，当红军长征行至理番时，杨成元终因年老体衰，加之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临终时，他向党组织留言：“我老年遇知音，幸得参加革命，我死值得，死而无怨。”
西征被俘虎口脱身
1936年10月下旬，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共约21800人，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从虎豹口强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从此，这支红军奉命改称西路军，因未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西路军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状态。作为该部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已怀有7个多月身孕的张琴秋（长征期间与陈昌浩结为夫妇），在连续转战中，艰辛备尝。
在国民党马步芳部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下，西路军指战员浴血奋战，虽然杀伤了大量敌人，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在祁连山分头突围时，张琴秋、蔡元贞、苏贵连、苏碧珍、龚德义、张水清等许多人不幸被俘，于1937年4月间被押送到青海西宁。在押解途中，因张琴秋身体虚弱，走得很慢，敌人视为累赘，曾想把她杀掉，幸得蔡元贞帮助和保护，张琴秋才幸免于难。此时，西路军已完全失败，马步芳也改变了以往抓住红军就杀的做法，将一些男俘送往外地修筑公路，从事重体力劳动；女俘则留在西宁的工厂、医院里做苦工，其中一些年轻漂亮、原系西路军政治部前进剧团团员的被俘女兵，被编入马步芳的一○○师跳舞团。由于张琴秋在被俘时即改用化名“苟秀英”，隐瞒了过去的身份，因而未引起敌人重视，被打发到西宁东关湟水河边的义源羊毛厂，整日里干着分拣羊毛的差事。几天后，与张琴秋同在该羊毛厂做工的10个被俘女红军被直接带走，送给马步芳的官兵做老婆，从此下落不明。这让张琴秋等其他女俘们惶恐不安，张琴秋就刻意把自己弄得老态一些，以躲避如此厄运。
有一次，原前进剧团的几个难友从蔡元贞口中得知张琴秋的处境后，都为她的安全担忧，以前曾当过张琴秋警卫员的孙桂芳提议说：“要想办法帮助张琴秋逃出青海，只要到了兰州，马步芳就迫害不了她啦！”于是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商量了一个周密的“救张计划”。
原前进剧团的难友们多系四川、湖北人，因自己做不来面食，早就向一○○师跳舞团负责人、中校参谋主任赵仰天提出了改善伙食的强烈要求，这个赵主任也曾答应要为她们配一个炊事兵。现在，难友们便以此为借口，派赵文秀、黄光秀、赵全贞出面去找赵主任，向他建议把义源羊毛厂那个特会做饭的苟秀英调来当伙夫，得到了首肯。
这天，当蔡元贞、王定国、黄光秀等手持赵主任的便条来到义源羊毛厂接洽要人时，只见张琴秋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显得很老气。张琴秋听王定国反复说明了来意之后，只冷冷地说道：“我哪里也不去！”最后还是蔡元贞的一番悄悄话，才打消了张琴秋的疑虑。她推心置腹地对张琴秋说：“我们把你弄到剧团去，你可以放心，并不是要你和我们一样，抛头露面，上台唱歌、跳舞、演戏，而是给我们烧饭，当剧团的伙夫。你可以整天蹲在伙房里，对外面的事装作不闻不问。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帮你逃出青海……”这样，张琴秋就来到了跳舞团。
在跳舞团，张琴秋白天专心把饭烧好，夜晚则和难友们住在一起，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为了使每个人都经受得起长时间的考验，张琴秋乘机对难友进行了坚持革命气节的教育，鼓励她们今后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要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这时，西路军一个姓马的师长叛变投敌，使马步芳得知张琴秋并没有死，而是被俘了，现就在西宁城内。于是马步芳下令在西宁全城查找张琴秋，并将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张琴秋的告示贴遍了西宁的大街小巷。屋漏偏逢连阴雨，跳舞团在演出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这天夜里，马步芳在西宁川陕会馆为南京来的贵宾举行晚会，孙桂英等4位被俘的女红军上台表演了海军舞。演出时，孙桂英右脚上的一只皮靴不慎给踢飞了，正砸在贵宾前面的茶几上，以致晚会秩序大乱，不欢而散。恼羞成怒的马步芳立即下令追查此事。赵仰天自然难辞其咎，他对孙桂英进行了审讯，从中没逼问出什么，便又集合跳舞团全体人员，软硬兼施地对她们训话说：“听说你们红军里有一位女将军，名字叫张琴秋，还是张镜秋，其说不一。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能文能武，能说会道，骑在马上就可以把文章做出来。我们希望她肯为我们做事，我们一定会给她大官做，决不会亏待她。但是，如果继续躲藏着，一经查出来，就没有好处了。我想你们也都认识这位张琴秋，比我更熟悉她。我希望你们帮助我查找张琴秋，查出来我一定给你们重赏。但是，如果知情不报，那就不要怪我赵某不讲情面了……”结果谁都没有吭声。
随着敌人追查活动的紧张进行，张琴秋的处境已十分危险。有一次，一位途经青海的国民党要员来跳舞团“参观”。听说这个人是张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认识张琴秋，难友们为此很担忧，情急之下，便想出了个让张琴秋装病，不参加列队欢迎贵宾的办法，才算闯过了这一关。
接着，马步芳忽然决定要将一○○师跳舞团拆散，留下少数几个他认为年轻漂亮的女俘，赏赐给他最得意的军官作妾，并把黄光秀强纳为妾，其余的送到甘肃张掖，另组剧团，归韩起功旅建制。很快，那几个年轻的女俘接二连三地被人家强行“娶”走了，王定国、孙桂英等几个和张琴秋最亲近的女俘，都要到张掖去。在此生离死别之际，她们将原先制订的“救张计划”补充了新的内容，并加紧了实施。首先是黄光秀利用其特殊的身份，经过一番运作，取得马步芳同意，将赵全贞嫁给了原西路军前进剧团音乐股副股长、被俘后在马步芳某工兵营做勤务兵的杨万才。该工兵营驻西宁，杨万才早已与张琴秋等取得了联系。
在为杨万才、赵全贞筹办婚礼的过程中，赵仰天认识了机灵的杨万才，对他很赏识，便把他调来做自己的勤务兵。这样一来，赵仰天就答应了赵全贞提出的让张琴秋来给她做老妈子的要求。此后，赵全贞的新房就成了西路军许多被俘人员聊天、作客的场所。张琴秋在此看到了报纸，了解到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知道了中共已与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正设法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
在赵全贞家，张琴秋与西路军被俘女干部、正在西宁中山医院做勤杂工的吴仲廉有了联系，通过吴仲廉的关系，张琴秋很快搬到中山医院去与她结伴而住。张琴秋还通过另一位西路军被俘女干部杨绍德，结识了杨绍德的丈夫、时任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长的卢澄。卢澄表示愿意瞒着马步芳，通过其上司、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党务特派员李晓钟帮助张琴秋逃离青海，条件是她在报上发表一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被张琴秋婉言谢绝了。
张琴秋、吴仲廉经过分析后认为，一定要没法尽快逃离青海，否则一旦被马步芳查出其真实身份，后果不堪设想。她们决定随机应变，充分利用李晓钟、卢澄与马步芳之间的矛盾，实施自救计划。目标既定，张琴秋、吴仲廉便经常去杨绍德家作客、打麻将，与卢澄一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7月间，国民党驻青海省党部人员李晓钟、卢澄等一干人，被蒋介石调往庐山受训。当他们离开西宁时，乘机带走了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在兰州短暂停留时，张琴秋巧妙地托人将自己的行程等情况转告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经兰州乘车辗转来到西安后，张琴秋等3名被俘人员迅即被李晓钟交给国民党西北行营，由西北行营派兵押送到南京。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到兰州办事处的电报后，曾派人去车站解救张琴秋等同志，却扑了空。
8月14日，张琴秋等被关入南京市郊的“首都反省院”。通过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的大力营救，张琴秋等同志于9月初获释，10月回到延安。经过组织审查，肯定了张琴秋在被俘期间没有变节行为之后，她被重新分配了工作。
罹难文革千古流芳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全国各地出现了混乱，当时在京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下，决定采取由上级机关向下属单位派驻工作组的办法，以加强对这场“革命”的领导。作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张琴秋奉命率工作组进驻直属的纺织科学研究院，在那里一呆就是40天。岂料几个月后，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的做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琴秋也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当纺织科学研究院的造反派带头去抄张琴秋家的时候，纺织部机关派人去过问和参与处理了此事，将张琴秋的现金和银行存折收缴封存，将其书籍、工作笔记本、日记本以及亲友的来信拿到部机关里听候检查，将其衣服、家具的大部分搬到指定地点，以低价变卖。对于这些，张琴秋始终保持沉默。
因为张琴秋是以徐向前元帅为主任委员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委员之一，她家里存有战史编委会发给她的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资料。当这些东西即将被抄走时，张琴秋认为这属于军事机密，坚决表示反对，并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引起了重视。抄家者虽然被迫在第三天把这些军史资料送往国务院，但又做了手脚，将其内容摘录下来，通过红旗杂志社，上送到中央文革小组。
起初，纺织科学研究院的造反派围攻、批斗张琴秋，只是因为她执行了“资反路线”。但后来，在中共中央某机关大院里，忽然冒出了一张揭发批判张琴秋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它经过“串联”、转抄、传播，很快扩散到了纺织部机关以及驻京直属单位，使得对张琴秋的迫害进一步升级。这时，纺织部机关的造反派头头们在对当权派部长、副部长逐个进行分析研究后，认定张琴秋“最有搞头”，正是其要打倒的对象。因此，经过林彪、康生、江青等把持下的中央机构，正式批准建立张琴秋“专案”，决定对她自出生以来的全部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审查。
在1967-1968年间，张琴秋专案组派遣数路人马，前往全国各地，调查访问了许多熟识张琴秋的人。结果得到的书面证明材料多不合时宜，因而被搁置一旁，只有那些纯属诬陷的所谓证明材料，才倍受重视，被装进张琴秋专案的卷宗内，有的还被编入所谓《张琴秋罪行材料》内上报。这样，所谓她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所谓她追随张国焘反党的问题，所谓她在红西路军被俘后的表现问题等，又被翻了出来。实际上，所谓追随张国焘反党的问题，不仅材料中所说的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当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处理张国焘问题时，就明确规定要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即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问题由其独自负责，对其他人一概不予追究。至于她在红西路军被俘后的表现问题，延安整风时，组织上已经肯定了张琴秋被俘后没有自首变节。
这时，造反派从张琴秋多年来一直珍藏的她和丈夫苏井观来往的50封书信中，发现了一封当时正在中共中央机关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工作的苏井观，于1948年4月19日写给正在渤海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妻子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4月2日到的朱豪驻地……3日去看了朱老总、克清、少奇、傅钟、安（子文）部长……少奇同志说：‘这几年对琴秋不起，没有给她固定的工作。有些同志以为四方面军的错误（不是全部）要她负责。她怎么能负责！’他说：‘琴秋同志在我们党内女同志（中）是能做工作的。这些问题我同她谈过了’（大概你离开工委到冀中去的时候）。”
因为当时刘少奇已被诬蔑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张琴秋受到了专案组变本加厉的迫害。当专案组将这封信公布于众后，纺织部机关大院内立即贴满了这样的大标语：“张琴秋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得力干将”、“张琴秋是刘少奇在纺织工业部的忠实代理人”、“坚决打倒张琴秋！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专案组据此又责令张琴秋交待她和刘少奇的关系，让她低头弯腰，站在主席台上接受群众批斗。
这封信和张琴秋无意间写在一个笔记本页上的“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八个字，最终使她遭到灭顶之灾。这个“罪证”被发现后，中央专案组如获至宝，立即开始审讯张琴秋，并要求纺织部把她关押起来。于是，自1968年4月4日起，张琴秋便失去了自由，被关押在纺织部机关大楼351号办公室，并有人日夜值班“监护”。
张琴秋向专案组坦然承认，这八个字是她在一次听传达毛主席的内部讲话时写的，而内部讲话中就有这八个字。由于她觉得这八个字对自己的工作很有教育意义，可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所以就随手记在了笔记本的页上端，而没有注意到这一页的下面印有毛主席像。她再三强调：“这纯属偶然发生的一起笔误。我的灵魂深处确实没有对毛主席有什么不满。不能把我无意中写的这八个字，硬是扯到毛主席身上，这就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任凭张琴秋再怎么辩解，专案组也不放过她。4月15日，她被按敌我矛盾定案上报。三天后，专案组在纺织部机关204号办公室召开了有14人参加的小型批斗会，批斗从这天晚上6点一刻开始，直到8点结束。专案组再三审问，要张琴秋交待她写那八个字的动机。她绝不承认是自己有意而为，专案组还是不相信，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张琴秋挨了一顿训斥，感到委屈难受、头昏脑胀，于是她先向专案组提出鉴定那八个字的笔迹的要求，横遭拒绝；后又提出查阅那篇内部讲话材料的请求，仍是不准。专案组认为张琴秋的这种“翻案”表现，是在当时刚发生不久的“二月逆流”的鼓舞下产生的，于是又召开了一次小型批斗会。其做法是一大帮人团团围定张琴秋，接连不断地谩骂她，训斥她，时而叫她站起来，时而又叫她低头弯腰，逼她承认他们的诬陷。当晚，张琴秋伏在办公桌上不停地写东西，一直写到凌晨3点多。次日，专案组又找她谈话，趁热打铁，继续追问她写八个字的动机。
4月20日下午，在纺织部机关355号办公室里，张琴秋又接受了一次审讯，中央专案组派来了5名身着军服的干部主持审讯，参加者包括纺织部的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以及张琴秋专案组的主要成员。由于中央专案组认为，关于张琴秋写那八个字的问题，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不管她肯不肯交待自己的动机，都可以定性，因而这次审讯追问她的是另外一些“莫须有”的问题：一是张琴秋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包括交待她与王明、李立三、陈昌浩、杨之华以及其他几位曾经长期侨居苏联的人的来往情况；二是张琴秋和在纺织部工作过的苏联专家的关系问题等，张琴秋都一一作答。审讯从下午2点50分开始，进行了近3个小时，审讯记录整整写满了8页纸。
次日是星期天，没有人来上班，纺织部办公大楼里异常寂静。而张琴秋的情绪却烦燥不安。她请看管人员陪她去打开水，刷地板；替她去买糖果，但买回来她并不吃。她还对看管人员说：“我不会害你的。”到了晚上，她又主动地和另一位看管人员（也是专案组成员）谈了约40分钟话，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写八个字的动机无法交待；二、在西路军被俘后大节是好的；三、王明是叛党分子，决不会包庇他。接着，她还按照专案组的要求，把上次批斗和当天下午审讯她的情况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但这份材料并没有交给看管人员，而是在她含冤逝世后，清理遗物时才被人从书中发现的。她在其中写道：“十八日晚专案组找我开会，批判我的态度不老实……八个大字问题，我所以要求鉴定和自己查毛主席讲话的来源，不是嫁祸于人，就（而）是因为自己挖不出反毛主席的思想动机。我明知道党的政策……但我思想上实在没有，怎么办呢？八个字写在毛主席像片上头完全是偶然的，无意的……可是，交不出思想，谁也不会相信，结果还是不老实，死顽固。当天晚上开会回来久久不能平静，所以第二天（即十九日）又请示了×××同志。她的回答很干脆，八个大字想不起动机，谁也不会相信。这样只剩下一条路了。”
4月21日晚11点，张琴秋临睡前服了一粒安眠药。两名看管人员没有像往常那样将她住的办公室的门锁上，就回对面的办公室去休息了。4月22日晨，当看管人员一觉醒来，看到张琴秋住的351号办公室里空空如也，便急忙到一、二、三楼各处去找，最后在大楼西侧墙根下的水泥地面上发现了早已死去的张琴秋的身躯。公安人员、法医和纺织部的军代表迅速调查了现场，他们从三楼363号男厕所窗户上灰尘的痕迹和张琴秋遗体所在的地面加以推测，认为张琴秋系坠楼自杀。
张琴秋的遗体在悄无声息中，很快被送往八宝山火葬场火化。两年后，她的女儿张玛娅因不堪忍受株连迫害，也吞服安眠药自杀了。
粉碎“四人帮”后，张琴秋于1979年4月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6月23日，她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悼词对她光辉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者：熊坤静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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