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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志愿军在朝战审讯战俘:发投降安全证(组图) |
| www.sinoca.com 2010-10-28 中国文化报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编者按：10月25日，也就是今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60周年纪念日。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虽然当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士如今健在的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在他们心中，这是一段永远无法抹煞的深刻记忆。本版今日特别刊发军事史专家高戈里的文章，从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志愿军老战士的视角，帮助读者了解60年前那场影响深远的战争中一些饶有意味的片断。
“我最自豪的人生经历，在半个多世纪前。”年已八旬的志愿军老战士莫若健，近日在四川成都家中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1950年10月25日，是令莫若健终生铭记的一天――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跨过了鸭绿江，来到朝鲜加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列中。当时20岁的莫若健刚从中学毕业，经在军校短期培训后担任50军149师445团2营4连文化教员。酷爱英语的莫若健此时还想不到，自己的这点小爱好在朝鲜战场上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参与审讯的第一个美军战俘
第一次战役发起后的一天，师部通讯员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莫若健：“师首长命令你跑步到师作训科报到！”莫若健二话没说，跟师部通讯员上了路，边跑边问：“啥子事这么急啊？”“抓到了个高鼻子，上边派来的几个翻译，都说不通。”
原来，部队抓到美军俘虏后，军部派来几名懂英语的大学生，可他们听、说能力都比较差，与俘虏无法沟通。师首长正着急，有人提出莫若健的英语不错，于是，迅即调人。
莫若健一到师部，作训科科长丁永年就交代：“小莫，你先把我军的政策给这个俘虏讲一讲，稳定一下他的情绪，然后，问问他们部队的番号、装备，以及被俘前他们的任务，还有他个人的情况。”
莫若健一上场就叽里呱啦地与那位美军战俘交流起来，在场的各位师首长个个表示满意。
许多年后，莫若健说起这次“初战告捷”还在笑：“我也就是个高中生的水平。其实，那天俘虏说的话，我只能听懂十之六七，所以，要不住地问他这个单词是什么含义，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反复要求对方解释。这一来二去，就被人看成是‘对答如流’了。”
审讯结果，这名俘虏是美军的下士副班长，对部队任务和部署知之甚少，关键是被吓坏了，一直担心审讯完了会被“拖出去崩了”，所以回答问题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直到第二天，莫若健把他带到临时挖的猫耳洞里防空，他还在问：“你们真的不会杀我？”
这名美军俘虏携带了两部“步谈机”，成了让大家大开眼界的东西，虽然这样的先进设备美军都装备到步兵班、排了，可志愿军师一级的领导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大家很认真地听俘虏上了一堂“科技知识课”，最后感慨道：美军有这么好的装备，竟然这么不经打！
那年月，志愿军“土包子”打现代战争的洋相颇多。莫若健记得，某基层单位初遇美军飞机时，竟然下传过这样一道命令：不准抬头看飞机！眼睛反光，容易被敌人发现！然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土”，彻底颠覆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建立在唯武器论基础上的崇美、恐美情绪，进而奠定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自信心。
“会八国外语”的吕叔湘爱徒
第一次战役一结束，知人善任的师政委兼代理师长金振钟在战役总结会上宣布：师政治部成立敌工组，老干部陈轲颜任组长，莫若健任副组长，编有英语翻译3人，朝语翻译1人。
莫若健不负众望，立即在全师办起了英语对敌喊话培训班，集训全师文化教员，并在上级下发英语喊话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战场喊话内容，还用东北民间小调填写了一首《英语喊话歌》：
学会那个喊话，好处多啊！ 见到敌人叫“哈罗”！“萨暖得儿”（Surrender）是“投降”，“汉志阿普”（Hands up）是“举起手”，“法罗米”（Follow me）是“跟我走”，“伟而吹提由”（Well-treat you）是“优待俘虏”，“普挡由而阿蒙司”（Put down your arms）“放下你的武器”啊！“康蒙奥特”（Come out）是“出来”，“出来投降吧”！
仅有高中学历的莫若健，英语说得如此地道，得益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耳提面命。原来，抗战时期曾居留成都的吕叔湘虽是大学教授，生活却非常窘迫，以至于不得不靠进当铺、到初中兼职授课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莫若健由此与吕叔湘有了师生之缘。
虽然这段经历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但解放后的吕叔湘依然记得莫若健――这名英语在全班由最差变为优等的学生。那年月，“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志愿军指战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得知自己的学生成为了“最可爱的人”，昔日传授的英语知识被学生用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时，吕叔湘在给莫若健的信中兴奋地表示：自己已将1亿元（旧币，折合新币1万元）稿费全部捐献给志愿军，用于购买飞机和大炮。吕叔湘还随信寄去了两本书，一本是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福斯特（Foster）写的英语小说《自由之路》（Freedom Road），另一本是自己撰写的《中国人学英语》。两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送给我的学生――保家卫国的莫若健同志 吕叔湘”。
3年后，莫若健在吕叔湘一家人的盛情邀请下，登门拜访了恩师全家，并在饭桌上讲述了一个令大家捧腹不已的笑话：首次审俘，战友们对语言大师高足弟子的英语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志愿军作战对手是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审讯结束后，有人问莫若健：“你还会翻译哪几个国家的话？”
初露头角的莫若健春风得意：“只要是英语国家，我都能翻。”
对方再问：“‘联合国军’有几个说英语的国家？”
莫若健扳了扳手指头，“有七八个吧！”
万万没想到，这边实话实说，那边传来传去，竟让一个神奇故事传遍全师：“小莫会八国外语！”
审讯俘虏200余人：最自豪的一天
1951年1月3日，是莫若健一生中最忙碌、最紧张的一天，也是最令他自豪的一天。这天凌晨，第149师前卫446团1营配属师侦察连，在高阳以北的碧蹄里，将执行掩护任务的美25师第35团一个营击溃。5时，该营攻占英29旅来复枪第57团掩护分队据守的195.3高地，俘敌37人。当晚，第149师445团1营和第446团2营又插到汉城以北的佛弥地谷地，截住了担任战役掩护任务的英29旅，经3小时激战，歼灭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第57团一部和英军第8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即195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的“皇家重坦克营”），用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等步兵武器，炸毁敌坦克和装甲车27辆、汽车3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榴弹炮2门，毙、伤敌200余人，俘敌227人。
随即，莫若健和战友们也开始忙碌起来。当时，志愿军处理俘虏的过程大致为：作战分队将抓到的俘虏送交师政治部敌工组后，返回部队继续参加战斗；交来的俘虏由师警卫连派人看押，敌工组先要宣讲我军政策，使其情绪安定，然后，逐一做简单的审讯，同时登记造册，并将审讯到的情报随时向师司令部报告；审讯完后，由警卫连负责押送至上级机关。
白天的活儿还没干完，后半夜又有一大批战俘送来了。200多名英国俘虏，只有莫若健等两人协作审讯，莫若健审问，另一个战友负责登记，忙得一塌糊涂。
这天的俘虏，多是英29旅的英军官兵。英29旅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蒙哥马利的队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装备有最先进的坦克，在当时很有名气。接收俘虏的第一件事情是搜身，防止俘虏暗中携带武器。此时，莫若健已经习惯了欧美白人的形象和做派，流水作业般搜着搜着，跟前来了个约1.9米的大个子，没多想，莫若健便从下往上开始搜起身来，一抬眼，猛然发现，一个高过自己大半头、满脸黢黑的壮汉正俯视自己……多少年后，莫若健告诉笔者一句大实话：“真吓了一跳，没想到黑人这么壮啊！”
一下子接收了200多名俘虏，莫若健还真有点害怕，毕竟是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看押俘虏的警卫人员不多，出现意外怎么办？于是，他们找到一处朝鲜老百姓居家的院子，将俘虏带进去集中看管。
天亮后，军政治部摄影记者胡宝玉来拍摄战场情况，在这个院子里拍摄了一张149师警卫连战士看押英军战俘的经典照片。虽然照片中没有收进莫若健的身影，但这熟悉的地点、熟悉的场面、熟悉的人物，已将莫若健熟悉的历史定格于永恒。
莫若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自豪的一天：一年多前在未解放的成都，莫若健见过不少外国人，每个都是一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模样，如今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外国人终于也向中国人俯首称臣了！这永恒刻印在莫若健心间的强烈感受，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扬眉吐气！
视《投降安全证》为救命稻草的英俘
在莫若健的印象中，英军战俘的年龄普遍偏大，他们不像美军战俘那样惊恐，即便当了俘虏，“绅士风度”依然。
一见面，排在前面的几名英军战俘便双手将一张纸片举过头顶，一边摇动纸片，一边有节奏地喊着：“We believe this！We believe this！”（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相信这个！）
莫若健好奇地上前问：“你们相信什么？”一名俘虏立即将手中的纸片递了过来。
莫若健一看，原来是盖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用英语、汉语、朝鲜语三国文字印制，下发给各部队敌工部门用于瓦解敌军的宣传品――《投降安全证》（Safe Conduct Pass）。里面的内容是：
命令
凡持证投诚之敌军官兵，不论国籍，应依我军宽俘政策，妥为接待，护送至最近之司令部或俘虏管理处，并切实执行下列四条命令：
一、保证生命安全。
二、不没收私人财物。
三、不虐待、不侮辱人格。
四、受伤者给予治疗。
此令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看完《投降安全证》，莫若健诚恳地安慰众俘虏：“请放心，宽待俘虏是我军的一贯政策，志愿军说话是算数的！”
莫若健知道，敌工部门下发《投降安全证》时，要求各部队组织精干的小分队深入敌后散发，或用炮弹射向敌人阵地。这些《投降安全证》一旦经俘虏之手，意义非凡。想到这里，莫若健便和蔼地与俘虏商量：把这张《投降安全证》留给我吧？
岂知，这帮俘虏坚决不肯：“不行，不行！以后我们见到别的中国人时，还要用它。”
莫若健只好和他们耐心解释：这些俘虏政策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制定的，谁都不敢违反，哪个志愿军部队都这样，你拿着它没有用了！
英军俘虏还是不干。莫若健只好一笑了之。
相互指责，英美俘虏内讧
经过莫若健的俘虏政策宣讲，这帮战俘情绪倒是稳定了许多，但没过多久，俘虏中又出现了骚动情绪。
一位年龄稍大的英军俘虏开始与莫若健套近乎：“我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过德国法西斯。”莫若健顺势说道：“你们那时打德国人，是反侵略。现在中国没侵犯你们，而你们却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欺人太甚！我们志愿军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正是在保家卫国，反侵略！”
一位俘虏不禁感慨道：“天上我们有飞机，地上我们有坦克、大炮，做梦也没想到，当俘虏的却是我们！”
这句话挑起了英军俘虏们的一肚子火气，他们纷纷开始讨伐起美国人的“自私自利”“嗜血成性”来。原来，美军将领叫英29旅担负战役掩护任务，结果，美军的25师溜掉了，英国军队却被包了“饺子”，因此英国俘虏一致认为美军在“打滑头仗”，大呼“上美国人的当了”！
英29旅坦克兵上士柯克斯忿忿地说：“上次是土耳其人当了美国人的牺牲品，这一回是我们英国人，下一次该轮到法国人了。”英29旅坦克营直属中队伍长泰勒也恨恨地说：“不是美国人捣鬼，朝鲜人绝不会有这样的劫难！”还有英军俘虏大骂英国首相：“艾得礼坏，艾得礼坏！”嘟囔个没完。真让莫若健把笑话看了个够。
特殊任务：带领战俘开回坦克
很少有人知道，这天夜里，莫若健还曾接到过一个特殊的任务。
英军俘虏登记完毕后，莫若健接到上级命令：佛弥地战场上还有几辆坦克完好无损。马上动员几名可靠的俘虏兵，设法把这些坦克开回国，供有关军事部门和军工部门研究。
莫若健随即召唤英军第8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即“皇家重坦克营”）战俘集合，宣讲了一番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并表扬英军俘虏遵守纪律，然后动员俘虏：“现在，需要你们当中的坦克驾驶员帮助我军把能开动的坦克开出来，愿意与我军合作并做出贡献的举手！”
一下子，几十只手举了起来。
其实，此时的莫若健心里有些发慌：一旦这些人上了坦克，可就不好控制了。要是跑了怎么办？向我军开枪开炮怎么办？可命令仍然要执行，莫若健只好凭感觉，在众多的俘虏中挑选了六七名样子比较温顺的出列。
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莫若健和俘虏们还没到达指定地点，便被上级骑兵通讯员给拦住了。“不是军首长命令我们挑俘虏去开坦克吗？”莫若健一脸茫然。“军首长有好几个呢！军首长发脾气了，说叫敌人去开坦克是瞎扯淡，乱弹琴！叫你马上把俘虏带回去！”通讯员说。莫若健只能下达新的口令：“Back Turn（向后转）！”
几天后，莫若健得知了上级临时改变决定的缘由：原来，在歼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中，第445团1营3连9班长王长贵爬上一辆敌坦克，迫使敌坦克手投降。然而，已经投降的敌坦克手见王长贵孤身一人，猛然发动机器，将王长贵从炮塔上甩了下来，随后将王长贵打死。
王长贵是鄂川战役的战斗英雄，1950年进京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见过毛主席。他的牺牲，自然惊动了军首长。
审讯英军坦克营长
莫若健将几名坦克手俘虏押回驻地时，天已拂晓。为防美军飞机轰炸，所有俘虏被押送离开民宅，到山坡或田间休息。就在这时，莫若健意外听到俘虏议论营长也被俘虏了，顿时大吃一惊：登记的时候，都说自己是普通的坦克兵，没听说有营长啊！
他随即就报告了师作训科科长丁永年。丁永年一听兴奋了：“你去把他带来，让我见识一下。”
英军少校营长被带来后，莫若健告诉他：“营长先生，我的领导要与你谈一谈。”
营长没否认对自己的职务称呼，只是耸了耸肩回答：“非常愿意从命！”
审讯开头，是问问个人情况，包括姓名、出生年月、家庭状况、参军时间、受教育程度等。英军营长非常配合，问一句，答一句，彬彬有理，头头是道。
可当丁永年问及部队的装备编制、被俘前受领的任务、退却目的地、与美军如何协同作战等情况时，英军营长却装傻了，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无可奉告”，嘴巴封得严严实实的。
越听越冒火的丁永年怒不可遏，“啪”地拍了一下桌子，骂了一句：“他妈的！”英军营长听不懂，大概以为要枪毙自己，没等莫若健考虑好如何翻译这句话，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战战兢兢地求饶：“我们都是指挥官。如果你被我军俘虏，能向我们提供你们的军事情报吗？”
丁永年是“三八式”的新四军老干部，曾多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在井冈山为我军制定的俘虏政策他早已烂熟于心，见俘虏如此，气得只好大吼一声：“带走！”
据莫若健的战友苏峥嵘回忆，这位英军营长进了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后，仍放不下面子，声称：“是你们使用了反坦克炮，打坏了我们的坦克，我才被你们俘虏的。”
苏峥嵘耐心地告诉他：“参加那天晚上战斗的我志愿军部队，根本就没有配备反坦克炮，我们炸毁你们坦克的武器是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
这话，对英军营长来说，无疑是个奇耻大辱，他几乎跳了起来：“你是吹牛！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能炸毁我们的重型坦克吗？在我们英国的军事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在随后的第四次战役中，1951年1月25日，第149师第447团3营副营长戴汝吉等“十八勇士夜袭水原城”，抓回来一名美25师的宪兵，也是莫若健参与审讯的。宪兵，本是个耀武扬威的差事，但成为志愿军俘虏后，却魂飞魄散。莫若健记得，当时，这名惊魂未定的宪兵“叽里咕噜”就重复一句话：“都被打死了，就我一个活的……”别的，啥都问不出来了。
美空军曾印制山寨版《投降安全证》保命？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莫若健回到了成都，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后又调任成都师范学校（后为成都教育学院、成都大学）外语系主任，负责培训中学英语教师。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教育厅将其独创的英语速成教学法拍成20集电视系列片，向全国发行。 90年代，他退休后曾在成都首批创办民办学校，成为当时有着“成都新东方”美誉的成都磨石（莫氏）外语学校校长。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在莫若健心中，那却是一段永远无法抹煞的记忆。笔者在访问中得知，在他手中，至今仍珍藏着一张从敌人手里收缴回来的《通行证》。
1951年7月12日下午，第149师在朝鲜执行战勤任务期间，由高射机枪连在敖上里击落一架美军F-80战斗机。美军飞行员因跳伞高度不够，被摔死。当时，找到的手枪、皮包、军号牌等都上缴了，而那张从美军飞行员尸体上翻出来的带有血迹的小纸片，则被莫若健留了下来，珍藏至今。
这张小纸片，封面题为《通行证》，封底的汉字内容是：
我军指战员：凡持证来归之外国军队必须善为□□。不论其国籍，士兵与军官，一律保证生命财物安全，不得杀害，虐待，侮辱，并护送至最近之部队司令部政治部。
望各部队切实遵照
朝鲜人民军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
《通行证》里面的英语内容翻译过来是：
他们追求的是美元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美国石油公司以及麦克阿瑟本人在朝鲜都有数额巨大的投资。你们死了，这些亿万富翁们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是人人皆知的。是那些亿万富翁和战争贩子让你们到战场上来送死的。别相信他们的屁话。停止战斗马上过来。要想活命，回家，这是你们的唯一选择。
这张小纸片的真实印刷出处，至今是一个谜。
按说，美军飞行员驻地远离前线，志愿军敌工部门印制的《投降安全证》还无法散发到敌人的空军基地。因此，莫若健曾猜测，这可能是美军飞行员从陆军那里用高价买来的。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蹊跷之处：首先，顾名思义，《通行证》是发给自己人的，《投降安全证》才是发给准备投降的敌人。其次，与规范的《投降安全证》相比，该《通行证》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不符合中国人的行文规则。再次，该《通行证》落款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少了个“军”字，多了“部队”二字，也不符合我志愿军的规范称谓（“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规范称谓，早在志愿军刚入朝时就确定下来了）。
难道这个《通行证》是“山寨版”？
采访中，笔者再次与莫老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这张通行证如果是飞行员们私自印制的，那就应该越像“正版”越好，然而，印制者却甘冒被人识破的风险，拒绝使用“投降”二字，措辞也比较“中性”，似乎在刻意遵守美军的战场纪律和军人的“面子”底线。
这就不能不引起进一步的怀疑――若非美国空军有组织伪造，何至如此？
果真如此，这张《通行证》将更有纪念意义！
2008 年，正值抗美援朝胜利55周年。莫若健旅行路过北京时，曾想把这张美国空军飞行员随身携带的《通行证》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遗憾的是，他和战友们却意外发现：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展馆被撤消了。因此，这张颇具纪念意义的《通行证》，至今仍保存在莫若健的手中。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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