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日间巨大的经贸依存度将有效化解两国间的“冷战”冲动。……其次,中日间的敌意虽然覆盖了从领土争端到历史问题的各个领域和层次,但有两个作为冷战必备特征的领域却并不包含在内,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对立。
自从9月24日日本释放在钓鱼岛海域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后,此次风波在中国国内掀起的波澜渐趋平息,但在日本和欧美掀起的波澜似乎一浪高过一浪。日本朝野和媒体舆论围绕这一话题的言行迄今仍是层出不穷,始终占据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批评民主党当局举措失当和中国反应过度的社论、评论、游行、抗议接二连三。10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为此刊发署名汉娜·比奇的文章,更是直接以《亚洲的新冷战》为题。
中日之间真的会如欧美舆论预测的那样由此陷入长期冷战吗?
钓鱼岛风波贻害无穷
钓鱼岛问题对中日两国的战略意义,远远超出其自身所富蕴的自然资源。这种战略意义在于它既是中日领海争端走向的风向标,也是日俄、日韩间领土争端的重要参照,还是中日两国在东亚、亚洲乃至全球地缘定位的象征指标参数。
有基于此,钓鱼岛争端对中日来说目前注定是零和博弈,而且博弈结果还极易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两国谁都在此问题上“输不起”。
当然,囿于两国相互依赖因素、美国因素等,两国在此问题上也都“赢不了”,博弈结果必然是“双输”。
因此,此次钓鱼岛扣船风波既严重损害两国政治互信——高层均严重怀疑对方发展中日友好的诚意和战略坚定性,又严重激发两国民众间的相互厌弃心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继2005年后再度泛滥肆虐,日本对华不信任度飙升至84%等均是明显例证。
更为严重的是,经由此次风波,两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均被置于两国乃至全球舆论的放大镜下,双方的妥协回旋余地大大缩小,今后的对峙、碰撞甚至局部冲突似乎都在所难免。而中国此次为就会渔船船长而采取的反制措施,级别迅速攀升至政府最高层,范围迅速由政治扩展到经济社会等广泛领域,速度之快、力度之大、烈度之深,确乎让日本乃至欧美大吃一惊,“中国威胁论”的预言一时间似已被自我实现。
从上述意义上讲,西方怀疑“中日陷入亚洲新冷战”似乎不无道理。
中日间不可能发生冷战
但是,从微观到宏观,从经贸到地缘,无论何种意义上分析,中日均不会真的陷入所谓“亚洲新冷战”。
首先,中日间巨大的经贸依存度将有效化解两国间的“冷战”冲动。2009年,尽管受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冲击,中日双边贸易额下降13.6%,但中国仍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而且中国也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日本虽然已被东盟(亚细安)超越,而降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但日本仍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和技术提供国。两国经贸依存度虽然表面上正在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中国经济继续健康发展须臾离不开日本仍是不争的事实。毕竟,日本对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市场、资金、技术重要性并未降低,更不是可有可无。2001年小泉执政时期中日“政冷经热”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今后这一趋势仍将不可更改。
其次,中日间的敌意虽然覆盖了从领土争端到历史问题的各个领域和层次,但有两个作为冷战必备特征的领域却并不包含在内,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对立。虽然日本不少民众对中国的威权体制甚至共产制度不以为然,但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并非源于意识形态的另类,实用主义政治文化更使得日本已然丧失了反共产主义的使命感。文化与价值观上则由于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影响范围,虽然现实需要使其相互鄙视,但骨子里仍高度重视、受用并学习对方。以美国为标志的西方文化对两国均是又爱又恨、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这两个方面的相似和连接,是中日无法陷入新冷战的最深层原因。
中美关系决定中日关系
再次,中日即使存在所谓“亚洲新冷战”危险,那么这种“冷战”也势必是“中美新冷战”的内在一环或者前沿阵地。
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尽管彼此都有视对方为对手的本能意识和路径依赖,却都没有掀起冷战的雄心和信心。相反,倒是都有避免陷入冷战的强烈自觉和主动意识。深陷一场危机、两场战争的美国固然无心、无力和中国陷入新冷战,即使步步崛起的中国,尽管2010年先有抗议美韩黄海军演后有钓鱼岛强硬,“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看似有所动摇,但须知其既深知前苏联陷入冷战导致覆灭的惨痛教训,又具有反对冷战、融入世界的决策高层人士、各种智库以及深厚民意基础。对日抑或对美的强硬个案虽然会增多,但冷战的战略方略永远不可能登堂入室。
综上所述,中日关系虽然因钓鱼岛风波而遭遇暂时困难,但两国均有尽快走出阴霾重返阳光的强烈需要,所谓“新冷战”之说,要么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要么是别有用心、煽风点火,实在不堪一驳!(作者:张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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