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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抗战胜利65周年 涅槃:抗战与中共之蜕变 |
| www.sinoca.com 2010-08-14 腾讯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上篇]日军侵华：自晚清开始的现代化既定进程被粗暴打断
·经济:数十年现代化积累被摧毁
日本侵华战争摧残了中国的现代化积累。中国的现代化从空间布局上来讲大体上呈现出从沿海港口到腹地呈递减的格局,而抗日战争重大战役的发生正好与此吻合,即主要战事发生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地区,这就使中国现代化积累遭受的损失极大。
进而,战争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在战争状态下,现代化的走向便不可能按照通常的经济发展规律运行,由于中国大部分在战前较为发达的地区多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被纳入了日本占领当局“以战养战”的战时轨道;在那些尚未沦陷的地区,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都被迫以应对战争的特殊需要为第一要务,整个经济建设完全纳入了服务于抗日的特殊要求,根本谈不上以改善人民生计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被完全打乱了。…
·政治：由战前民主体制迅速向战时独裁体制转折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无论是对党内的各派系还是对地方实力派总的来说还是以妥协为主,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内还根本无法达到独裁的地步,国民党也不得不允许地方实力派的存在。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形式上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民主,但实际上,因为对日战争本身的需要,集权成为完成抗击日本的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这种战时体制的建立有助于调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完成抗日大业,但另一方面,必然也会加大在野政治力量争取政治民主的成本和困难,要一个拥有集权的政党让别的党派分享其政治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里难以想像。…
·文化：抛却五四传统，高倡“民族文化优越论”
异族入侵时,最要之事就是保住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坚持对外抵抗的不妥协主义即民族主义。在这一背景下,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在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多少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民族文化的优越性,不同程度地造成文化复古主义的复活。
……这种民族文化优越性的看法,实际上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是文化复古主义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复活。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理论上存在漏洞是事实,然而从历史的观点看,五四对旧文化的冲击是必要的,且基本正确。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化优越论不论有多少言之凿凿的借口,但他们试图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命题提出反命题,显然是不可能的。…
邹容《革命军》。孙中山曾称赞：“《革命军》一书为推满（反清）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 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高倡“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 2009年清明节河南公祭轩辕黄帝活动现场。
[下篇]全民抗战：追寻近代中国转向民族国家的历史线索
·“民族主义救中国”路径由梁启超发端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缘由，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换言之，即“民族主义救中国”。
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由于“排满革命”和近代中西文化的分裂，中国始终未能成为民族国家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将中国带入现代国家——其重要标志就是，中国在脱离传统文化国家的同时，却没能顺利转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总结过辛亥革命成功的两条主要经验：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辛亥革命的“排满”理念，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接近民族主义；而在底层民众当中，既有种族主义的色彩，更夹杂着中国传统政治观当中的“华夷之辨”。这种复杂性，显然无法给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提供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民族文化共同体，在辛亥之后，同样未能形成。相反，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狂飙，摧毁传统文化与全盘西化一度成为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主流。这也正是辛亥后的中国无法成为民族国家的另一重要原因。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在他国成为福音，在中国则成了灾难
顾颉刚曾指出“第一次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喊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原要使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者的羁绊而得着她们的独立自由。哪知这个口号传到中国，反而成为引进帝国主义者的方便法门。”
“民族自决” 观念传人中国以后，引起了持续的争论，更对中国政局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早在1924年，徐剑缘就曾痛心疾首地说道：“亲俄派要想把外蒙卖给苏俄，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所以找到了一个‘民族自决’的理由以自护”，“此风一开，将来亲日派亦可主张满洲民族自决，亲英派亦可主张西藏民族自决。”…
·国家陷入分裂危机，塑造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成为救亡图存的最紧要之事
为了应对“民族自决”这一世界政治新潮流对中国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思想界急骤升温。譬如蓝孕欧说：“要谈民族自决就应该以中华民族为单位，换言之就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一句话”；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开始主张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织成一个民族的国家。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即在“民族自决” 的幌子下成立伪满洲国，“中华民族” 的问题又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担忧。1932年，察哈尔的德王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宣言内蒙自治。1935年底，“华北自治运动” 展开，傅斯年特别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7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主张：“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的种族,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 …
·为抗日救亡转向民族主义：1937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参加公祭黄帝仪式
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派代表林伯渠参加国共两党的公祭黄帝仪式，参加黄帝陵扫墓礼，这在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祭祖。毛泽东亲写祭文，远绍先祖功绩。…
中共早期带有强烈的莫斯科色彩，高举国际主义旗帜，30年代其最响亮的口号一度是“武装保卫苏联”。此次抗战前夕参与公祭黄帝，意味着中共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到了一起，或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高调论述《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蒋开篇即称：我中华民族建国于亚洲大陆，已经有五千年之久了。蒋介石主张“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 ，汉满蒙回藏五族不是“民族” ，而是“宗族” 。…
至此，伴随着全民抗战的展开，“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浮沉之后，终于走向了民间，获得了民众广泛的认可，成为所有国人的重要精神坐标——尽管围绕这一概念的学术争论迄今都未曾停止过。
（1）按照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在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日军侵华给中国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明显推迟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抗战之前江浙等沿海地区一度成型的现代金融信贷体系，也在战争爆发之后近乎被摧毁殆尽。战后，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结构，都经历了漫长的恢复期。
（2）战争对资源调配的高效率的客观需求将当时的执政者国民政府迅速推向了独裁。战前一度相对宽松的民主环境，在战后始终难以回复。
（3）抗战将中国刺激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自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来，民族主义作为拯救国家危亡的一种路径，一直受到中国知识界的青睐；但在学术层面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更遑论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推广给全国民众。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形势才出现彻底扭转，“中华民族”终于成为全民共同认可的精神坐标。这一精神坐标，迄今仍是构成中国当代国家认同的核心因素。
[上篇]融入世界体系：中共在抗战期间摆脱共产国际附庸身份
·中共在成立之初即带有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固然有它的干部条件和思想基础，但是它是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按列宁的政党学说和组织原则，为实现列宁的国际战略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目标而建立的。
……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完全被限制在共产国际的范围之内。中共也不例外，他可以按照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策略对国际问题发表意见，但不能直接参与国际事务。多年来，中共是在与大部分世界隔绝的状态下存在和活动的。…
·受共产国际的制约，中共一度以“武装保卫苏联”为斗争目标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遇到空前的危机。但是中国共产党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一度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重要口号。
中共的上述状况，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发生了变化。彼时，中国大势，世界大势，苏联和共产国际策略上的需要，中共自身策略上的需要，驱使中共一步一步地改变了自己的认识和政策，冲破了共产国际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世界大局之中。…
·抗战爆发，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中共有限地融入世界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有一个小题目是“中国与世界不可分”。他说：“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
但在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共还有很大的保留。譬如争取外援的政策里，一个被强调必须坚持的基本点即是：要从阶级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分开，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是联合那些国家的人民。…
·1939年毛泽东发表《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放弃“与世界连成一体”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其重要内容是：……现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政策应该是：在各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各中立国内，如在美国，是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对宗主国。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
·苏德战争爆发，中共随共产国际改变了自己的世界战争基本策略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打乱了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革命阵营的划分，坐待两群疯狗打架两败俱伤乘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破灭。苏联人重新解释了世界大战性质，认为由于苏联参加，战争性质由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相应地共产国际对世界的战争策略做了重大修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也做了重大修改。肯定美国等各种援华政策都是正义的，决定与英美联合，放弃了此前“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的原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将美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定位为“战友”和“同伴”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对反法西斯国家友好的言论，特别是赞扬美国。例如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其中有这样的话：“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这里竟把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事业做为美国已经进行了的事业的继承。…
在中共早期左倾反传统的狂飙中,连鲁迅也不能幸免,成了“双重的封建余孽”。
今年国庆节前，一部全新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将在国际主流媒体，面向世界观众播放，片长30秒，将由姚明等50多位中国各界名人来诠释中国形象。这一国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本土化”过程中成型的民族传统。
[下篇]重拾民族传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
·早期共产党人大都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思想倾向
在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中，李大钊是比较稳健的一位。他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反基督教运动高潮中发表了一篇谈话，其中也有过“左”的言词，他说：因为基督教“流毒最广”，所以首先反对他。“随着必要也要反对佛教，或发动反对儒教和道教的运动”。看起来整个中国文化传统是要被抛弃“粉碎”的。…
·“五四”传统也曾被早期共产党人彻底否定
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行动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不仅中国古代的传统被否定，“五四”的传统也被彻底否定了。
1931年8月5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的文章，其中说：“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提出“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
1935年，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共产国际策略也随之改变。这一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战线”。大会期间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通称《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的主张和口号。这对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来说是疏离的表现，从中国来说则是贴近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1936年中共发起新启蒙运动，倡导民族主义，重新肯定五四精神
1936年下半年共产党人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发起新启蒙运动，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都参加了。关于这个运动的任务，艾思奇说“仍是五四时代未曾完成的任务。德先生和赛先生，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运动的性质，“第一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是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这样，共产党人就重新肯定了“五四”的传统，并且认定当前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性质是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这样“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的“五四”又复活了。共产党的思想和文化政策同“五四”传统接上了头。这时候爱国主义成为政治口号广泛宣传。由割断传统到转向传统与传统衔接，中共党史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派代表林伯渠参加国共两党的公祭黄帝仪式，参加黄帝陵扫墓礼，这在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祭祖。毛泽东亲写祭文，远绍先祖功绩。…
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马克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的提倡，受到共产党的、进步的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重视。……这些和过去共产党人高喊的“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口号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
（1）1938年，艾思奇在《共产主义者与道德》一文中说道：“如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不能同时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不能谈民族道德的发扬，这就完全是一种公式的、形式论理学的曲解。”正是因为在思想理论上的这一突破，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蜕变成为了中国的共产党。这一转折至关重要，没有这一转折，中共就不可能在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
（2）中国共产党由国际主义立场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的转变，由割断民族文化传统到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转变。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的，正是抗战，让中共完成了这一“凤凰涅槃”。
（3）作为共产国际下的一个分支，中共在建立之初本不具备完整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制定路线方针和外交政策方面，受到听命于苏联的共产国际的巨大制约。抗战改变了一切，中共在抗战中逐步从共产国际的附庸中脱离出来，深度融入了国际社会。可惜的是，抗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又中断了好多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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