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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前U-2飞行员华锡钧上将:寻回来的黑猫(组图) |
www.sinoca.com 2010-07-23 高伐林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对这样两句诗一定觉得似曾相识:“即使你死了,我不愿悲伤。死神不能把我们永久隔开。”──这是时任总统府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为台湾“黑猫中队”U-2飞行员陈怀生所写悼文中引用的诗。我简直怀疑中国大陆《血染的风采》词作者参考过这首诗,遣词用韵都那么相似!
说“黑猫中队”,人们或许并不太熟悉,但是说起U-2飞机,大概都有耳闻。“黑猫中队”正是台湾U-2飞行35中队。
一个偶然的机缘,笔者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采访了当年U-2飞行员、台湾退休空军上将华锡钧。年过八旬的华锡钧拥有美国普度大学航空工程博士学位,于1995年退休后,与夫人来到美国定居,现住在华盛顿附近的郊区。他曾经出版过两本中文书《云汉故事》、《战机的天空》(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9年),一本英文书《失落的黑猫:两个被俘中国U-2飞行员的故事》(Lost Black Cats: Story of Two Captured Chinese U-2 Pilots,Bloomington, Indiana, Author House,2005)。他在《战机的天空》中,叙述了自己投身军用航空事业的经历,包括到美国受训后,驾驶U-2飞机十次到大陆侦察的惊险故事;而《失落的黑猫》一书,则讲述了他的两位战友驾机侦察被解放军导弹击落后被俘的经历。
1959年3月,台湾空军情报署长衣复恩突然召见正在空军战斗机部队服役的陈怀生、华锡钧等六人,通知他们马上置装,第二天就动身到美国受训。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日夜兼程,辗转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交界处的劳夫林空军基地,才知道要飞的是此前闻所未闻的U-2侦察飞机。 “上帝回应了我的祷告”
华锡钧他们是第一批U-2受训者。要成为U-2飞行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通过标准十分严格的遴选。自1959年至1971年,台湾国军空军一共精选了八批飞行员(台湾俗称为“飞官”),到美国接受U-2飞机训练,其中27人完成训练。
U-2飞机具有430英里时速,4000英里以上航程,75000英尺的升限──能飞到这么高,当时还没有任何武器能奈何它。美国训练台湾飞行员,是想要他们驾驶U-2进中国大陆侦察。
我问:“听说你在飞行训练中差点出了险情?”
华锡钧回忆起46年前那惊险的一幕。那是1959年8月3日,他作第七次训练飞行,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在美国飞夜航,要在新墨西哥、科罗拉多、犹他几个州的夜空转一大圈,练习根据星星定位的天文航行。他飞了两个多小时,返回途中,突然出现了紧急情况:飞机熄火了!他后来在《战机的天空》中描绘说:飞机引擎的声音突然消失,发电机停止充电的警告灯突然亮起,飞机上仅有电瓶储存的电,华锡钧立即将非紧急用电的装备全部关掉,包括自动驾驶──而关掉了自动驾驶,他才发现U-2的安定性在高空是如此之差,难以驾驭。
他们曾经演习过,万一在空气稀薄的高空熄火怎么办――应滑翔降低高度到3万5千英尺,再重新开车。这时飞机已经飘降进了厚厚的云层,华锡钧便按部就班,遵照紧急处置的程序操作,重新启动。不料,引擎竟毫无反应!反复重来,还是不行!这下他感到大事不妙了。高度已经降到了1万7千英尺,正飞在洛矶山脉上空,还在往下飘,而这一带山峰最高超过1万3千英尺,飞机随时都有撞山的可能!跳伞吗?根本不知道离地面有多高,降落伞是否来得及张开?即使着地,在这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又能有多少获救的机会?
华锡钧用无线电向附近的空军基地呼救,却毫无回音。他想只有上帝能拯救他了,便大声祷告。
正祷告着,突然,飞机飞出云层了,他看到左前方有闪烁的地面灯光,发现自己正在山谷里,几乎是顺着山谷的走向在飞,两侧都是黝黑的耸入云霄的山峰,他竟然没有撞上。
华锡钧将飞机转向灯光飞去,渐渐看出来那是蓝白相间的闪光,可能是个小机场!这时他的高度还有7千英尺,于是他尽可能地保持着最佳飘降速度,让飞机尽量留在空中,终于飞到了机场,对准了跑道。尽管U-2起落架出了点问题,飞机左转了180度滑出跑道外,他总算安全回到了地面──这里是科罗拉多州的柯达兹,一个连飞行图上都没标出的小镇。
事后,华锡钧无论如何不相信这仅仅是运气。这是多少个巧合的叠加啊:飞机穿出云时竟然正好在山谷,而且是顺着山谷的方向;前方竟然有一座机场,而且是方圆一百英里以内唯一的机场;他竟然还有足够的高度能够滑翔到那里;当地议会已作出为省电夜间关闭机场的决定,但竟然万幸没有来得及实行;竟然就在机场两个值班员要关灯回家的几分钟之前;U-2进场本来那么难以掌握,在空军的正规机场每次降落都得有人在地面引导,而这次这么短的跑道,自己一个人,又是第一次夜航……竟然,竟然!华锡钧坚信:“没有上帝的帮助如何能有此结果?是上帝回应了我的祷告。”
几个月之后,美国空军颁给了他一枚“飞行优异十字章”。这桩迫降事件也成了美国空军的美谈。他不止一次地遇到他们跟自己打趣:“你怎么不模仿电影里的外星人说:‘带我去见你们的领袖’?” 华锡钧当年出动侦察时身穿飞行员压力服。(华锡钧提供) 再次擦过鬼门关
训练尚且如此惊险,真正回到台湾,作为“黑猫中队”的成员,正式到大陆执行侦察任务,就更是出生入死了。
1960年秋天,台湾空军第35中队正式成军,随后两架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U-2飞机运抵台湾桃园机场。陈怀生设计了队徽:黑猫的头像,代表机身漆黑的U-2,两只金色的眼睛,代表着高空拍照,“黑猫中队”因而得名。对外的名称是“空军气象侦察组”,两架U-2,对外的说法是台湾向洛克希德公司采购的。
实际上,它是一项台美合作计划: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飞机、保养和个人救生设备,台湾则选派飞行员,并提供基地和相关勤务支援。“黑猫中队”名义上隶属台湾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是中、美混合编组。华锡钧《战机的天空》中透露,“中方的军官只有11位,包括我们刚受训回国的5位飞行员”,“美方的人员比中方多,都是以U-2原制造厂洛克希德公司的聘雇人员为名,居住在桃园机场的俱乐部内”。美方人员都不暴露真实身分,负责协调维修、救生、照相判读等工作。他还说,“器材装备从美国运达后,都进驻机场南端一座独立的小棚厂。自此棚厂、队部和俱乐部均成为禁区,非35中队的人员不得接近。”
在很长时间里,这个中队是台湾的最高军事机密,台湾知道他们真正使命的人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不过寥寥几人。虽然世迁时易,今天陆续解密,但是U-2仍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华锡钧1962年3月16日第一次执行任务。这一次,他是到广西、云南、广东、海南这一带侦察。平安返航后,亲自督导“黑猫中队”任务的蒋经国,送了他一只Universal的手表,表面上有一个大U字,也正好用来象征U-2飞行员。
华锡钧告诉我,因为有三四位飞行员轮班,而每次飞行拍回来的照片,都要经技术人员判读一两个星期,所以当时大概一个月轮到出一次任务。他按照要求,一共飞过十次才全身而退,航迹遍及几乎全中国大陆,最远到过兰州和包头,拍摄中国大陆原子弹制造厂和导弹试验基地,只有西藏和新疆没有飞到。
笔者得知,他曾经两次被解放军的导弹部队的导引雷达电波照射到,一次是在广州附近,一次是在兰州附近,U-2飞机上装设了电子预警装置“12号系统”,能发出警报,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及时闪避,逃过一劫。但是当我问他,在十次侦察中,哪一次最危险,华锡钧说的却是1962年8月11日那一次。
那一天凌晨5点过6分,他起飞后从青岛进入大陆,然后经山东、辽宁、河北、北京……一路飞去。经过山海关,他平生第一次看见了蜿蜒的长城──从7万5千英尺(差不多23公里)的高空俯瞰,华锡钧不由得想起抗日时常唱的爱国歌曲:“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当他到达最远点张家口,转一个大弯踏上归途时,座舱内发电机的警告灯突然亮起,身后的照相机镜头摆动的声音也立即停止,自动驾驶随即中断──发电机出故障了。华锡钧试图重新启动发电机,却没有反应。他只好赶紧跟上次险情一样,关掉所有不那么必需的用电设备。飞机要飞好几个小时才能回到台湾,万一电瓶里的存电全部用光,就是飞回了桃园机场也无法降落。
没了自动驾驶,U-2在高空的安定性极差,他得全神贯注地操纵飞机,但他又不能跟上次一样降低高度,米格机正在他的下方盘旋,虎视眈眈呢。U-2上仅有磁罗盘指示大略方向,他只好估摸着朝台湾方向飞去。飞到山东时,开始有云层,往南面一望无尽地覆盖过去。华锡钧心里直打鼓:继续往东南方飞?没有了地标参考,飞行两个小时谁知道会飞到何处去了?往东,飞到公海上再下降钻出云层、根据岛屿判断方位后,再往南回台湾?但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之和大于斜边,这样的路线更远更费油,而存油已经不多,何况还不知道云层到底有多高呢;那么往东北方向飞到韩国?韩国那边倒是一览无余,但是上司并没有从飞行员的安危出发,事先考虑备份的迫降机场,他的身边甚至没有一份韩国地图,盲目飞去,找不到机场怎么办?
电光石火之间必须作出决断。华锡钧盘算后,还是决定保持航向,预计到达台湾上空之时再说。
真是侥幸啊,这样飞了将近两小时,终于发现了云洞,从云洞中他看到了海面上的几个小岛屿,对照地图,判定了那是上下大陈岛和一江山岛,自己的方位总算没有太大的偏差。再打开无线电,收到台北的讯号给予回航的航向,他终于从鬼门关擦掠而过,顺利降落。
战俘有家不能归
虽然华锡钧自1948年到1964年一直是戎马倥偬,出生入死,但他自认为算是一个幸运儿。他介绍说,“黑猫中队”飞行员前后深入大陆侦察102次,被击落5架,10位飞行员殉职,2位飞行员被击落后成为俘虏,损失超过1968年前接受训练人员的半数,死伤不可谓不惨重。他不只一次地回忆过:“1962年9月9日,跟我一同在美国受训的陈怀生出任务,我是他的后备飞行员。当天清晨,我协助他坐进座舱、盖好座舱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他,他驾驶的U-2被中共的地对空飞弹击落……”
《诗经》中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讴歌的是军中战友的生死情谊。台湾空军中有个不成文的传统:一位飞行员牺牲了,战友们就把照顾其未亡人和老人孩子视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侦察机飞行员是高风险的岗位,年纪轻轻而殉职或失踪的比率相当高,战友们的负担也相当重,但他们没有怨言。也正是出于这种生死情谊,已经年过古稀的华锡钧决定写出两位被俘战友的悲欢离合,也写出这一代人的宿命。他多次地与他们长谈,多次地通过电话采访,听他们讲述被俘后的个人和家庭的遭遇。
这两位战友,一位叫叶常棣,1963年11月在九江上空遭击落被俘;一位叫张立义,1965年1月在包头上空遭击落被俘。当时,中共对他们的生死一直秘而不宣,也一直不放人,“黑猫中队”的同事和他们的家属,都以为他们早已机毁人亡。不料,事过十好几年,才传来消息,他们竟然都还活着!
为什么关这么久却又不公布?笔者推测:可能是在他们被俘后没多久,中国就爆发了“文革”吧,整个大陆都陷入动乱,没人能拍板,也没人在乎两个台湾间谍飞行员。
华锡钧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长期秘而不宣是有意的,“这也是一种心理战的战术”。
1982年,中共决定将他们释放回台湾。谁知两人满怀期待地来到了香港,却兜头泼来一盆冰水:台湾政府禁止入境!弄得他们进退两难。
蒋经国六十年代时主管“黑猫中队”,常常接见飞行员,此时他已经登上总统大位了,让两个身陷敌阵多年的昔日部下回台湾与家人团聚,难道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吗?然而,却一直没有听到他发话。有传言说他当时罹患严重的糖尿病,许多事根本到达不了他那儿。叶常棣和张立义想回台湾的事就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拖延下来。
我问华锡钧:台湾当局出于什么考虑,如此不近人情,不让他们入境?
华锡钧解释:这有多种原因。国军从辛亥革命推翻清廷那时起,在军队中一直讲的就是“不成功,就成仁”,以前以为他们“成仁”了,现在突然得知他们没有“成仁”,这个弯不太容易转;再则,在当局看来,他们两位在大陆生活了近20年,到底在对方那边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回来究竟是否完全因私?一时也弄不清。
幸亏他们俩有“黑猫中队”的众多战友。激于同袍情义,他们纷纷伸出援手,四处奔波,向美国友人求助。也幸亏美国人看在当年合作的份上,接纳了两人入境,还为每个人设立了20万元帐户,让他们能够维持日常生活。
几年过去,1988年底,叶常棣接到正在写U-2故事的英国记者包柯克的电话访问,第二年包柯克的《蛟龙夫人》(Dragon Lady)在伦敦出版,其中写到他们的处境,台湾记者翁台生根据此书资料,又采访一些当事人,在台湾最大的报纸之一《联合报》上连载《黑猫中队》,《联合报》旗下的美国《世界周刊》也大幅采访报导了叶、张两位,他们有家难归的困境引起舆论的关注和声援。据与华锡钧在普度大学念书时就相识相熟的旅美女作家孟丝介绍:第二年,“《黑猫中队》在台湾出单行本后,当时的立法委员赵少康为此事质询国防部长郝柏村,得到的答覆是,正在办理欢迎他们两位回台湾的手续。看来,舆论的压力终于奏效。”
1990年,叶常棣与张立义终于回到了台湾,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空军伙伴们都赶到桃园机场欢迎,场面热烈。张立义的妻子给他献上鲜花,更是令他喜出望外,泪水夺眶而出。
这一事件一时成了新闻热点。不过他们两人所遭受的身心煎熬,他们的家人所走过的坎坷路途,媒体上都语焉不详。又过了十多个春秋,华锡钧才怀着满腔同情,娓娓细述,令读者不胜欷嘘。 当年三个U-2老战友于2005年5月在美国德州重逢时合影。自左至右:叶常棣、华锡钧、张立义。(华锡钧提供) 天长地久有时尽
《失落的黑猫》一书中,着墨最多的是关于叶常棣的遭遇,因为华锡钧对叶常棣更熟悉,他们俩曾经同住一间宿舍,一度朝夕相处。叶常棣算是相当不走运的,刚刚完成两次飞行侦察任务,第三次去大陆时,返航途中已经看见浩浩东海了,只差三刻钟就可回到桃园机场。却被解放军导弹击落。
书中记叙说:叶常棣苏醒过来时,已经躺在解放军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将他从生命危殆中抢救回来,从他的下半身取出了59块导弹碎片,还有许多零星碎片只好留待日后。
此后叶常棣被拘押了四年,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审讯。他是第一个被俘虏的美国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U-2的飞行员,可想而知,审讯人员如获至宝,要从他身上尽可能多地掏出东西。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叙述审讯问答情况,解放军想了解的东西包罗万象:训练经过、设备参数、建制番号、执行程序……自不待言,是谁对他下达命令、美国佬如何幕后插手、乃至台湾空军别的机种……全都想知道。审讯人员时而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时而汹汹逼人,临之以威,揭露“美帝的纸老虎本质”,申述“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总之,软硬兼施,迫使叶常棣毫无保留地“竹筒倒豆子”,反省自己“反共反华”的罪行。
不过叶常棣说,受审讯虽然滋味不好受,他并没有受到酷刑和虐待。
1966年,中国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叶常棣之后又俘虏了张立义和打下了更多的U-2,对叶的兴趣就日益消减。他一度被下放到人民公社,后来转到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工资尽管微薄,他还能买一点当时少得可怜的英文报刊。叶常棣在大陆处境的改善竟得益于他从小是在香港长大,英文有相当不错的根基,慢慢受到上级的重视。他受命翻译一篇关于F-16战斗机的文章,而后被调往位于武昌的华中工学院教课,后来又给钱伟长主编的《中国流体力学》月刊负责英译中文论文。
随着中国政治动荡逐渐平息、两岸敌对气氛的逐渐缓和,叶常棣的生活环境也逐渐改善,但是他回台湾的渴望逐渐强烈,尽管很长时间他完全无法得到家人的音讯,也没有渠道将自己的情况告知亲友──他毕竟曾是一个“台湾间谍”!叶常棣常常情不自禁地回忆他的燕尔新婚:他的妻子和他的爱情长跑将近七年,刚结婚一年便天各一方,命运开了一个何等残酷的玩笑?
一山放过一山拦。好不容易北京当局放行了,台湾当局却不肯点头。当叶常棣停留香港茫然不知此身何寄之际,辗转收到了妻子托人带来的包裹。叶常棣打开来,不由得心如刀割:里面是她多年精心收藏的两人照片,关于他的新闻剪报,还有一封长信,叙说了她苦候多年后,迫不得已的改嫁。她并赠送给他若干美元,希望稍解他目前的困境。
叶常棣到美国以后,曾和前妻见过唯一的一面。重续旧缘自然是不可能,但总希望了解对方二十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但聚首却因前妻的现任丈夫而匆匆中断,这真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情何以堪!
前妻改嫁之后,心上的伤口始终无法愈合,导致第二次婚姻生活留下了很多遗憾。而叶常棣,也过了很多年形影相吊的独身生活。好在最后,又是战友和朋友帮助,终于为将近五十岁的叶常棣物色了一位温柔成熟的女伴。正好赶上台湾终于开门迎迓他们归去,空军为他们在军官俱乐部举办了一次热闹喜庆的婚礼,一切费用由空军负担,第二天一对新人又去夏威夷度蜜月……
“约法三章”
张立义的故事有另一种结局,也令人嗟叹不已。
张立义是1965年1月在包头上空被导弹击落的。他结婚年头比较久了,已经有了三个没有成年的孩子。
张立义被击落后的遭遇与叶常棣大同小异:身受重伤被抢救过来,频频接受审问。中共对他的生死也同样守口如瓶,因此台湾空军将他列入“阵亡”,在碧潭为他与叶常棣两人都建了衣冠冢,为眷属发放了抚恤金。
张立义“阵亡”多年,他的妻子在照顾三个孩子、照顾衰老病痛的双亲、同时还得上班养家这三副重负下,心力交瘁。约在八年以后,好心人给她介绍了一位从陆军退役,在台湾行政院上班的何先生。何先生也有令人叹惋的身世,他比她大14岁,在大陆结婚三个月便跟随军队来台,从此与妻子失去联络,一直独身生活。何先生同情她的处境,愿意为她分劳。而张立义的妻子心里还是放不下“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丈夫。为了减轻改嫁的内疚,也为了一星飘渺的冀盼,她和何先生“约法三章”,如果张立义有朝一日回来了,他必须让位。
十多年来,忠厚的何先生与她共同抚养孩子,照顾父母,并一一给他们送终。他成了这个家庭称职又贴心的成员,如果就这样过下去,未尝不能平静安宁地渡过后半生。但是突然间得知,张立义居然真的活着、真的要回来!一切顿然变了样。张立义的妻子悲喜交集,茫然无措:她应该怎么办?
张立义朝思暮想与家人团聚,迟迟没法见到自己的妻子孩子,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终于,他妻子来美国参加正留学的女儿的婚礼,这对分散二十多年的夫妻才有了一个星期的相聚。张立义希望妻子尽快回到身边,但她的牵扯实在太多:对帮助她走出最阴暗日子的何先生,尽管有当时的“约法三章”,她又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呢?此时还是善良可敬的何先生体谅她,年近八旬的他,黯然实践了当年的诺言,悄悄申请住入台湾南部“荣民之家”,成全了张立义一家。张立义终于回到台湾,和妻子一起生活。
正如本文开头写到的诗句,敌对双方,何其相似!笔者读到过解放军空军许多飞行员殉职者和遗孀的经历,与上述故事宛如从一个模子里出来。一方要“反攻大陆”“捍卫自由世界”,另一方要“解放台湾”“实现世界革命”,在政治板块发生剧烈碰撞错动的年代,不知多少人的生命、家庭和事业,成了献上祭坛的牺牲!叶常棣和张立义和他们的亲人,虽然经过诸多悲欢离合,毕竟看到了世事如棋局局新,而他们的不少战友,却在中国翻天覆地变革的炮火硝烟中长眠于一黄土,甚至粉身碎骨无处寻。这让华锡钧怎么能不感慨系之!
这两个人物折射历史风云的经历,借华锡钧平实严谨的传神之笔,再现在读者眼前。他最后写到:叶常棣和张立义分别参加了旅游团,回中国大陆观光旅游,所见所闻令他们感慨,也令他们欣慰。总算为这两段经历增添了两笔亮色。
U-2对中国大陆也做了贡献
我问:那么你呢,你回过大陆吗?你是否到过当年从高空俯瞰过的地方去仰望天空,是否与当年交手过的对手面对面会晤交谈?
华锡钧笑了:我与太太2003年回了大陆,但我们也是参加的旅行团,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回去看看,没有人知道我曾经是空中不速之客。
华锡钧与“黑猫中队”活跃的六十年代末,正是全球政治版图发生巨大变动的前夜,也是中国的全球战略作出巨大调整的前夜。林彪事件之后没有多久,乒乓小球推动了大球。
我问:前不久你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当年台湾派U-2侦察大陆,固然为台湾、为美国作了很多事,做出很大的贡献,台湾U-2同样也为大陆作了很多事。如果没有U-2到大陆收集到那么多情报,美国不可能和中国建交。”请你进一步解释一下。
华锡钧说:六十年代末,中国与苏联虽然在边境黑龙江上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中国也对美国发出了一些希望修好的信号,但是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批老人抱着怀疑的态度:苏联柯西金总理飞到北京与周恩来会谈,那么中苏是否关系又有了接近的转机?中国对美国是否只是做做和解的姿态?
华锡钧十分熟悉地翻开基辛格(他叫他“季辛吉”)回忆录《白宫岁月》英文版第700页,在电话上将基辛格1970年11月底写给尼克松总统信中的一段念给我听:“Indeed our intelligence shows a continuing improvement in military capabilities along the Sino-Soviet border, and this fact no doubt plays some role in Chinese willingness to go along with signs of normalization of state relations……”
“你看,是情报部门给季辛吉提供了这样的依据。”华锡钧说:“当时情报部门上报的情报,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台湾U-2。”如果不是U-2搜集到中苏之间剑拔弩张、隔阂很深的情报,并通过中央情报局报告白宫:中苏这两个红色巨人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裂隙,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可能在美国还没有和中国建交时就前往北京。
这正是历史的吊诡:美国千方百计刺探中国的情报,本是为了对付中国,却促成了接近中国。
冷战结束,立下战功的“黑猫中队”似乎难逃被尘封的结局。但是“兄弟阋于墙”的悲剧被永远尘封,难道不正是一个大家期望的结局?正像中国诗圣杜甫所写的那样: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兵马长不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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